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制度问题关乎党的方向，关系国家建设、民族团结和人民发展，在党和国家治国理政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和特点。我国在悠久的历史上积累了丰富的制度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又通过不断的制度构建、制度创新和制度设计使治国理政的制度资源总量倍增，但制度资源的优势和活力还有待进一步释放。基于此，加强对我国制度资源的认识，研究如何对其进行开发和整合，对于释放各项制度的潜能、优势和活力，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总是需要包括阳光、空气、水、土地等在内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在内的社会资源，资源对人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人们对资源的认识却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大体来看，人类的资源观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以石器为标志的原始渔猎时代，人类社会的资源观以可再生资源为核心，如茎、叶、花、果、水产品、禽兽等；以铁器为标志的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资源观以耕地、草场、森林、水域等可更新资源为核心；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资源观以矿产、科技、智能劳动力等为核心；以计算机为标志的电子信息时代，人类社会的“大资源观”正式形成。”

　　的确，如果说人类在前工业时代对资源的认识还停留在矿产、水、森林等自然资源上的话，那么工业社会的来临则急剧改变了人们的资源观念。这是因为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让人们体会到包括水、矿产、石油等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人们开始更加关注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将目光投入到自然资源之外的其他资源。这就产生了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信息资源和制度资源等新的资源类型，人们也开始注意到硬资源、软资源、有形资源、无形资源等新的资源类型划分和研究角度。资源的概念被大大的扩展和泛化了。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制度就其本质来说，是“稳定的、有价值的、并且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稳定地调节和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和功能，使制度成为嵌入各种政治经济体系以及特定环境之中建构人们人际关系和决定人们选择方式的重要力量，因而制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进一步看，制度资源在长期的形成过程中还具有了民族性、时代性、人类开放性、兼容变迁性、稀缺性、战略保守性等属性和特征。

　　制度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历史上人类长期形成和积累的制度系统能够成为人类一笔宝贵的财富，能够在人们对当下和将来有关制度设计、创新、改造、维护等过程中提供可资借鉴的重要作用。从资源学的角度看，制度也具有资源的一般属性，即资源的可利用性、可配置性、稀缺性、战略性等特点。人们开始用资源学的观点来审视制度，并把制度研究的关注点从静态制度转向动态制度、由正式制度转向非正式制度、由独立性的制度转向镶嵌性的制度、由整体性的制度转向个体性的制度，更研究了制度资源的开发与整合问题，提出了制度整合、制度移植、制度竞争力、制度生产力等新的概念和范畴。

　　要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要进一步释放各方面制度资源的活力，建立起治国理政的强大制度支撑。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和顶层制度设计的竞争，美国经济学家戴伦·阿西莫格鲁在与人合著的《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阐明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个社会的体制决定这个社会的命运，成功的、繁荣的国家和社会有良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能走向繁荣富强。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也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前，中国历史上建立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封建制度是人类制度史的高峰，其中，以科举制度、儒学教育、乡村绅士秩序、连坐制、台谏制、军队轮换制、保甲制等一批饱含智慧的制度设计为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奠定了制度基础。”

　　进一步开发和整合制度资源，才能有效的增加我国制度资源的总量，也才能够确保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稳定性、持续性和生命力。保证各类组织有效开展活动和行使职能，确保国家各项生活的正常进行。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进一步推动政治资源开发和整合的研究及其实践应用，更多通过制度整合和制度创新的方法、技术为重大公共决策提供切实有效的智力支持，对于使整个社会制度日趋合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从政治制度资源开发与整合的方式来说，首先，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政治设计，习近平也多次强调，“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推进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对于现阶段推进我国政治发展，建设政治文明意义重大。

　　其次，制度资源的挖掘和开发要从多方面、多路径、多方位、多层次展开。就我国当前的政治制度资源来看，包括很多方面，从最基本的来说，有政权组织制度、政党制度、政协制度、选举制度、中央-地方关系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自治制度等。要进行政治制度资源的开发和整合，就要从多层次、多路径着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资源进一步释放出其活力和优势，得到优化和最大化配置。

　　再次，制度资源的整合要力图在实现制度的和谐统一和精细化、系统化上下功夫。以政治制度为例，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考察现实政治，都证明我国现在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均体现出对我同国情发展要求的适应性，是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相适应的，它是今天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分坚实和丰厚的制度资源。”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政治制度在实际运行的诸多体制、机制设计方面，还存在着不够精细、不够系统、不配套、不协调的方面，制度资源的开发和整合过程就要注重制度安排的精细化和协调性，防止出现制度冲突、制度摩擦和制度消耗问题。

　　从制度资源开发与整合的对象、层次来说，我们需要完善和发展的不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制度，而是要改进其具体运行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问题，是要提高具体制度的覆盖性、可操作性和可贯彻性。尤其是要在制度资源中更加注重程序性制度资源的挖掘，这样才能增强具体制度安排的清晰性、具体性、和有用性。

　　就制度资源开发与整合的方向和价值追求来说，一是要确保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要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要符合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在价值追求上，更是要确保制度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人们形成社会、建立政治组织和有关制度，目的都是为了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状况，是人们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和形成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

　　这样来看，推进制度资源的研究、开发和整合，进一步提升制度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不仅是治国理政的现实需要，更是实现人类迈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的重要力量。从现实情况来看，制度资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研究的视野还不够开阔，研究的内容还不足以回应中国火热的社会实践。但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的进步和发展，以及随着多学科相互交叉研究的逐步深入，政治学、经济学、资源学、社会学乃至生物学等等相互结合，将不断推进制度资源的开发与整合，为我国政治发展提供坚强的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持。（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