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灵魂。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既面临战略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要从根本上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原则；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领域的立论、驳论、攻辩、创新和引领工作；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构筑先进而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切实把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之上。

　　关 键 词：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中国

　　作者简介：徐成芳、罗家锋，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灵魂。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特征决定了它是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主要阵地①。坚定不移地维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反对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多元中立主导、多样中谋共识，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整体安全的意识形态保证。目前中国意识形态总体上是安全的，这是主流。否认这个主流，丧失自信、自我否定，加入“弱化”、“丑化”中国意识形态的“合唱”，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没有忧患意识，丧失警惕，盲目乐观自信，同样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我们既要看到机遇又要看到挑战。不仅要看到资本主义力图对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更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诞生就是对资本主义挑战的开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必须将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上升到自觉的高度，坚持重在建设，形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繁荣健康发展的局面。

　　一、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机遇

　　当前，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三大战略机遇：

　　(一)国际金融危机打击了西方意识形态的“美誉”和话语权

　　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在苏东剧变后一度以“胜利者”自居。然而，短短20多年过去后，“胜利者”却成为全世界的“麻烦制造者”、“灾难制造者”，“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面前出了丑。2008年源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蔓延至整个西方世界，资本主义整体实力出现全面衰退的趋势。其政治经济危机不是消失了、减缓了，而是增多了、加剧了。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是对美国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其中金融霸权肆意泛滥的绝地‘报复’，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理论的有力清算，更是对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战”。②这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国家反危机的历程显示，无论是推行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无论是采取国家干预还是自由放任都只能缓解经济危机而无法根除危机，而每一次反经济危机的策略措施只能加重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④在世界范围内，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知。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又纷纷捧起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书。风光一时的“历史终结论”失灵了，人们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质疑”正在代替“盲目崇拜”。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曾说“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⑤。美国著名世界体系分析理论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甚至预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有40年—50年的寿命⑥。国际马克思大会主席、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教授热拉尔·杜梅尼尔(Gerard Dumenil)也指出：“我们相信，在未来的10年，在世界范围内将会有更大的多样性，美国的社会将发生巨大变化。”⑦总之，国际金融危机使反思、批判、否定资本主义的声音高涨，为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机遇，并且这种机遇不是由于西方意识形态策略失误提供的，而是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演变的客观结果。

　　(二)中国经济的崛起，使中国对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信心增强

　　中国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国仍然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2位，2012年中国实际吸引国际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了美国。中国的成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社会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⑧这个标准，来判断姓“资”姓“社”。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解放，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地发展维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增强了中国乃至国际经济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经济崛起的意义将超出单纯的经济领域，它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中国在苏东剧变后牢牢地站稳了脚跟，而且意味着“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将在国际社会和人类发展方向问题上赢得更大的美誉度、公信力和发言权。从而将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心，消解对美国制度和价值观的迷信与追求。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已经形成并日益巩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具有强大而稳定的抗风险能力。中共十八大鲜明而自信地提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⑨

　　(三)在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存在大量可供我们利用的矛盾和可以借助的力量

　　许多发达国家尽管价值观相近，但是各国有各国的利益，并非铁板一块。比如，日本正在复活的军国主义就并不被英法德所接受，日本前外相玄叶光一郎为窃取钓鱼岛的欧洲之行就遭遇了冷板凳。美国媒体也指出当今的日本正在整体右倾，担心其制造麻烦。西方会发现，日本热衷鼓噪的“中国威胁论”正在演变成实实在在的“日本威胁”。因此，存在着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结成新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另外，中国还可以与西方在反对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等等共同敌人方面进行跨意识形态的合作。此外，伊斯兰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邪教猖獗、信息网络攻击、难民与环境问题、社会动乱、非法移民等等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大量存在⑩，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客观上也能够帮助我们分担压力、牵制西方、削弱西方，为我们提供发展的机遇。前不久一部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穆德的电影，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一股强大的反美浪潮，就是一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