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理内容看，有国家治理，即对国家的 治理; 有公司治理，即对公司的治理; 有乡村治理， 即对乡村的治理; 有社会治理，即对社会的治理， 还包括治党治军治吏; 等等。它不外乎三个要素: 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效果。这三者共同构成治理过程。 从“治理”成为中国的一个学术和政治热词 看，主要是指国家治理，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但 是，在政治学界，对“治理”的定义有多种解释，有 人统计达 140 多种。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治理”进入中国政治学界，但当时也有不同的解释， 就是对“治理”的英文“governance”如何翻译就有 不少争论。正因为如此，早在1997 年，我在《政治 学研究》发表了《GOVEＲNANCE: 治理的阐释》一 文，认为将“governance”译为“治道”不合适，而译为“治理”较好，治理是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处理， 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后来，“governance”普遍译为“治理”。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率领的 团队在治理理论方面作了大量研究，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献，同时也对中国的治理问题进行 了较多研究，并于 2012 年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 以“治理”为主题的《中国治理评论》。北京大学的徐湘林教授多年强调“治理话语”，主张用“治 理”替代“民主”作为政治学的主导话语。本人所 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则于 21 世纪 初将“村民自治”扩展到“乡村治理”，并发表和出 版了一系列乡村治理的论著。还有不少学者也作 出了相当贡献。应该说，“治理”从学术上的热词扩展为政治领域的热词，政治学学者有一份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治理”并不是一个完全泊来 的外国名词，相反，在中国有着深厚的话语根基。这在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中国长期流 行“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是领导权威，他率领 民众，进行治水，就是一种治理活动。因此，在中 国，治理的历史悠久，且内涵十分丰富，并形成中国特有的治理语汇。

　　进入 20 世纪以后，“国家管理”的概念使用得多了起来。一方面在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政府由一种消极无为的“守夜人”的角色变为积 极的行动者，国家机器愈益发达，国家管理活动的内容日益丰富。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韦伯非常注重官僚体制或者说科层制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成 果，反映了 20 世纪以来政治生活的变化。与此同 时，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也面临着如何运用国家政权管理国家与社会的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就表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管理问题，也会产生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因此，与“国家统治” 相比，“国家管理”比较注重“方式”，强调国家制 度建设和运用国家制度对国家与社会的支配，其内容和形式比国家统治更为丰富。从政治主体 看，国家管理主要是执政党、政府。从政治方式 看，国家管理注重自上而下的纵向支配和管控，体 现着命令—服从关系。政府本身就是一个由不同层级构成的科层制组织体系，并会运用不同方式 和手段去支配和管控社会。尽管国家管理强调方 式和手段，但其背后仍然强调管理者的中心地位 和单向性。

　　国家治理包含着国家统治、国家管理的因素， 但内涵更丰富，更具有开放性、动态性、积极性。从治理主体来看，除了直接执掌政权的国家和管 理者以外，还包括大量的非直接执政的政治组织 和个人。由于国家治理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即 使是一些非政府性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也参与国家治理，或者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在历史上，与市场相关的经济组织长期没有 纳入到国家治理主体的范畴。但随着市场经济在 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愈益重要，与市场经济相关的经济组织，如公司也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支点。 当今，为数众多的人们都生活在公司组织体系内， 遵循公司规则。公司治理对于国家治理具有重要 作用。除了经济生活以外，人们还有大量社会生活是通过社会组织进行的。社会组织不仅将分散 的个人联接和组织起来，将一个个孤立的为私利 而生的“经济人”变为有机体中的“社会人”，而且 参与或者推动国家治理。在大量社会生活领域，人们自己直接管理自己的生活，无需政府干预，这就是社会自治。因此，在“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 下，政治主体的范畴大大扩展了。尽管核心主体 仍然是政党和政府，但远远不止于政党和政府。从政治方式看，除必要的政府强制外，治理更多的 是通过引导、协商、沟通、参与来达到治理目的。 从政治过程看，除必要的政府单向管控外，国家治 理更强调多元互动共治。国家治理成效是国家与社会双向良性互动的结果。因此，国家治理比较 强调“共识、合作共赢、良性互动”，国家治理过程 是共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共同推动社会进步，而 不仅仅是某一个阶级的统治权，也不仅仅是政府的单一行为。因此，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相比， 国家治理更强调治理过程和绩效。

　　二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我国 历史悠久，但主要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治国理 政带有许多传统的框架。当下中国和未来数十年的总体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即 2049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100 周年时初步实现现代化。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农业、科技等层面，也包括制度和能力 层面。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也不可能有其他层面的现代化，或者难以持续。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身就包括现代世界人类社会的主流价值，如民主、平等、人权、 法治、参与、协商等。大量使用“治理”，而不是 “统治”、“管理”，也反映了我们国家面向现代化 的治国理政理念的变革，无疑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大飞跃，体现着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价值和人 类理想目标。应该看到，我国的国家治理还有不 少传统的元素，甚至治理思维还停留在传统框架 内。“中国特色”往往成为保护中国落后的代名词。同时信息化、国际化的大环境，也改变着我们 的政治生态。这都要求在各个方面推动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些年我们在实践中提 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等具体领域的现代制度。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则是全面推进我国治理体系走向现 代化。

　　简单来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是“制度”与“人”的关系。要治理一个国家，特别 是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并正在成为世界性大国 的国家，必须有完备的制度体系。事实上，自国家 诞生以来，治国就需要有一定法度。即使是传统国家，也有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体系，如中国的儒法 制度。通常讲的“人治”是指国家最高统治者的 意志可以凌驾于国家法律制度之上，具有相当的 随意性。但即使如此，统治者也不尽是为所欲为。当然，制度一旦定型，也有可能阻碍社会的进步。 愈是成熟和定型的制度，愈有可能成为社会进步 的障碍。中国“变法维新”之所以比日本的“明治 维新”难，与传统制度过于成熟密切相关，最后不得不采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旧的制度。“革命”意味着以“人力”破除，“革命”之后则需要“立新”。 特别是社会主义是一个超越于一切过往制度的新 型社会，如何建立新型的制度体系还是一个极具 挑战性的课题。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过分迷恋 “革命”中人的意志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国执 政者对建立新的制度有所忽视，甚至出现了重大 失误。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革命后又 试图用“革命”的方式解决“革命”后的问题。这种“革命”并没有实现主政者预期的通过“天下大 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结果，特别是依靠“七、八 年再来一次”的“革命”根本不可能实现“长治久 安”。正因为如此，“文革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十分强调制度的作用，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 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历史上，邓小平高度重视制度的作用并致力于 制度建设是具有开创性的。正因为如此，1978 年 以来，我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改革开放说 到底就是在突破旧的制度障碍过程中建立起新的 制度。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 的制度，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正因为如 此，我们才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表达制度自信。 只是从治理一个现代中国来讲，现有的制度体系还不完善。特别是在通过制度的力量实现“长治 久安”方面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做。

　　●老子提出的这句话原文是 :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 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 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 出自于《道德经》第八 章) 。从上下文看，“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通 常来讲就是，为政要善于治理好，处事能够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但当下治理研究中， 是将“善治”作为一个词汇来看的，指的是“好的 治理”，即“good governance”。这里讲的“善”是 一种价值标准。在老子看来，一个好的政府，一种好的治理，要像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政府要 为民服务，给民众带来好处而不是与民争利，因此他主张“政府无为”。相反，与民争利，甚至压迫 民众的政府和治理则属于“苛政”，甚至是“暴 政”，应该受到谴责和反对。事实上，当国家产生 并有了国家治理以后，人们就在探索一种好的治理。古希腊哲学将“善”作为人类社会和国家治 理的最高标准，“善”包括公平正义等一系列价值 元素。人们为什么需要有国家，是因为国家能够 使人类生活得更美好。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来自于社会又会凌驾于社会之上，有可能造 福于社会，也可能祸害于社会。因此，追求一个好 的国家和好的国家治理，即“善治”就成为人类社 会的理想目标。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不断 推进的过程，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就如同中医 一样缺什么补什么。当前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一是要完善国家治理体系。除了 发挥党和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以 外，更加重视市场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作用不仅仅在于经济领域，实际上还具有建构经济秩序的效应。人们在每天的日常工作 和生活领域形成的规则和秩序是最具有活力、最 为基础也最具有持续性的。当然，在建构市场和社会秩序中，执政党和政府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 创造条件，发挥引导规范的能动作用。二是特别 注重体制机制创新。我国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已 形成了基本的制度原则。当前最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让这些制度原则能够“落地”和“运 转”。如我国提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原则， 超越了历史上经由精英民主再到大众民主的常 轨。但如何为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治理提供条件，创造有效的实现形式则还亟待解决。三是 加强政治整合，将发挥创造性、积极性与国家有效 治理结合起来。传统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比较注 重的是稳定性、管控性，国家治理既要保持稳定性，更要注重发展性。因为没有发展的稳定最终 是不稳定的。发展就要发挥社会的积极性、创造 性。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主政者意料之 外的现象。这就需要有足够的自信，相信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应对挑战，同时也要 采取更为有效的方式加以处理和化解。否则，就 可能只有“治”而缺乏“理”。

　　●由于现代化进程的起点不同，西方国家的 民主和治理模式会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但是， 任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产生的。特定的时空作为给定的条件制约着人们对民主治理模式的 选择。因此，西方的民主和治理模式并不是普遍 适用的。即使是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模式 也不适用于中国，不能简单照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针对过去存在照搬苏联模式而言的。当然，西方民主和治 理模式蕴含的某些价值、理念，特别是方式、手段 还是可以借鉴的。不能因为“中国特色”而排斥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东西。那种追求纯而又纯的 “某国特色”是一种臆想。应该看到，随着全球化 进程，各个国家的进步都是在文明交流融合中取 得的。我国的改革是与开放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没有开放，改革也缺乏动力和目标。中国的改 革除了内在的动力以外，还来自于外部的影响。 我国现在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 身不仅是本国发展的需要，也反映了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它既有本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底，又 能吸取借鉴外国的先进文明，因此能够超越一般 的固定模式。

　　●当今中国正处于历史的大变化之中。在长 期历史上，我国还只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其影响主 要在周边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作为一个政治大国，而且作为一个经济大国进入世界体 系，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所谓世界性大国， 首先是世界离不开中国。如当今中国已取代美国 成为第一制造大国。没有“中国制造”，世界很难享用到低廉实惠的产品。正如 19 世纪的英国一 样，没有英国的棉纺业，世界就不可能享受到廉价 耐用的棉织品。另一方面，中国也离不开世界。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大国，也是世界第 一石油进口国。离开了世界，中国民众的日常生 活就会受到重大影响。这与当年中国可以作为无 所求人的“天朝帝国”所面临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它所面临的责任更为重大， 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也更为重要。首先，中 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正如邓小平当年所说， 将占世界人口 1/5 的中国的事情办好，本身就是 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其次，中国要以世界性大国 的地位和角色参与全球治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动性作用。特别是作为长期历史上的地区性大 国，中国没有充当世界霸权的历史，能够取得更多 治理合法性，能够在建立更为公正的世界秩序中 发挥更大作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要避免重复当年强国只求霸道而缺乏王道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