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1 年中东剧变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从“零问题”外交转变为“宝贵孤独”，其重心从回归伊斯兰文明转向追求区域内的逊尼派联合。但是，土耳其冒险性的政治目标、宏大的区域抱负与其实力并不相符，导致其外交捉襟见肘。对中东变局的误读、对库尔德问题复杂性的低估、土耳其版本的“阿拉伯之春”、土耳其与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歧异，是导致土耳其外交转向的主因。

　　［关键词］土耳其 宝贵孤独 意识形态 对外政策 正义与发展党政府

　　2011 年中东大动荡以来，土耳其在中东日趋孤立，与西方的不和陡增，折射出土耳其外交政策发生的断裂和内在局限性。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 正发党) 政府援引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外交高级顾问易卜拉欣·卡利姆( Ibrahim Kalim) 的话，将这种外交战略和局面称为“宝贵孤独”( precious loneliness)，而各方对“宝贵孤独”的评价莫衷一是。正发党认为，土耳其外交虽然在短期内遭遇挫折，但总体上顺应历史潮流，不能忽视其长时段收益。 土国内最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则称“土外交全盘失败” ，诸多媒体和评论更多地使用“孤立”或“日趋孤立”来概括当下土耳其外交局面。

　　一

　　2002 年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外交重心开始向中东转移，伊斯兰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比重加大，其标签就是“零问题”睦邻政策。该政策的目标是：在区域局势大体稳定的情况下，改善和扩大土耳其的生存空间，渐进而谨慎地追求区域领袖地位。“零问题”睦邻政策主要遵循实用主义逻辑，辅之以意识形态引导。土耳其与伊朗、叙利亚、亚美尼亚及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关系的改善，以及与以色列关系的交恶等，都是这一政策的题中之义。然而，2011 年以来随着中东局势剧变和各方在中东的博弈，土耳其逐渐放弃“零问题”睦邻政策，转而推行“宝贵孤独”外交。

　　土耳其正发党政府用“宝贵孤独”为当下外交定性，更多地强调其“宝贵”的特征，同时部分地承认了土耳其外交的孤立局面。“宝贵”在于外交活动中以价值为导向，坚守道德底线和一些基本原则，强调“土耳其与各国人民在一起，而不是与各国政体同在”，以示区别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冷漠。 与此连带的则是“孤独”，正发党认为那是由于其他行为体的错误造成的，并非土耳其主动选择的结果。土外长达武特奥卢多次声称，土耳其外交以原则为基础，“较之于没有尊严地站在逆历史潮流的一边或者成为令人蒙羞的历史潮流的一部分，我们宁愿孤独地固守原则。” 概括地说，正发党认为，“宝贵孤独”既包含主动而孤独地坚持原则，也包括被动地在外交中处于孤立局面两层含义。相较于“零问题”睦邻政策对稳定的追求，“宝贵孤独”体现了土耳其对所谓政权合法性的重视，强调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秩序是一种更为久远的稳定秩序，也委婉地承认了土耳其外交的挫折以及由此给国家利益带来的损害。

　　在实践中，土耳其“宝贵孤独”外交突出体现在中东外交政策上： 将外交的主要关注对象转向民众，将各国民众的诉求置于优先位置，与旧有“专政”和“暴政”划清界限； 当仁不让地充当区域转型的“政治导师”，包括干涉区域国家内政，不择手段地推动政权更迭； 外交战略中亲逊尼派的意识形态色彩凸显，明显有别于之前“拥抱”整个伊斯兰文明的做法。其间，土耳其很大程度上将自己定位为道德化身和评判标准，俨然是当仁不让的区域大国。这表明土耳其争当区域领袖的步伐加快。土耳其对区域国家内部事务的介入是“宝贵孤独”外交的表现和结果。针对具体的国家，这种介入往往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连篇累牍地谴责和“人道主义”狂轰滥炸，包括敦促“施暴者”下台。如埃及问题初期，土耳其将自己定位为道德代言人，对埃及内政指手画脚，公开敦促穆巴拉克下台。2012 年9月，埃尔多安更是以伊斯兰世界英雄的形象先后造访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向这些国家传递对于民主政体完成社会转型的祝愿和支持。 第二阶段则倾向于武装相关国家国内的反对派，甚至加入军事干涉行动。如在利比亚，土耳其在慢半拍的情况下参加了西方主导的军事入侵和“倒卡”行动。

　　土耳其“宝贵孤独”外交的最大特点是以人权和民主为幌子，推行亲逊尼派的教派主义外交。叙利亚和埃及是两个典型案例。土耳其认定外交途径业已穷尽，于2011 年9 月15 日支持反叙利亚政府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公开反对大马士革政府。土耳其于2011 年11 月底终止了与叙利亚的外交关系，并以隐晦或直接方式批评俄罗斯和伊朗的叙利亚政策，进而走上以推翻巴萨尔政权为目标的单行道。土耳其的基本策略是，武装叙利亚境内逊尼派为主的反对派组织“叙利亚自由军”，甚至不惜支持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与此同时，土耳其指责大马士革搞“暴政”，埃尔多安甚至称阿萨德是“恐怖主义分子，而非政治家” 。2013年8 月，土耳其再次重申叙利亚问题上的底线，即“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底线是阿萨德下台”。 土耳其支持逊尼派反对阿拉维派既非民主，亦非人权，而是以教派外交促成叙利亚局势发生有利于土耳其的变化。教派外交直接导致土耳其与叙利亚、伊朗和俄罗斯关系紧张，也间接促成土耳其与西方和区域部分国家的不睦。土耳其曾经是伊朗与西方之间忠实的掮客，对伊朗核开发持同情立场。叙利亚问题则造成了土耳其与西方关系复杂化。2013 年9月14 日，俄美外长就“巴萨尔政权交出化学武器换取和平方案”达成一致，土耳其没有迎来美国主导下的“禁飞区”和“倒阿萨德”行动，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2013 年9 月5 日，埃尔多安指责美国处理叙利亚问题缺乏诚意，称“我们确实对美国有所期望，然而奥巴马放空了我们的期盼”。 可以说，如何应对叙利亚问题是土耳其背离“零问题”睦邻政策、陷入孤立境地的界标性事件。

　　与此同时，土耳其较早介入了对埃及内政的干预。穆斯林兄弟会掌权后，土埃关系迅速升温。2013 年7 月3 日埃及军人再次执掌政权，穆斯林兄弟会则遭重挫。迥异于西方的默认和沙特等海湾国家( 卡塔尔除外) 对政变的支持，埃尔多安宣称“这是永远无法接受的军事政变”，指责西方的不作为是在犯罪，也是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 土耳其试图用道德评判绑架舆论。土耳其公开指责西方对军事政变的漠然，进一步损害了它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沙特等海湾国家对于埃及军政府的支持，加剧了土耳其的孤立感。同年8 月14 日埃及发生军方镇压反政变的事件，土耳其对此激烈批评，埃及因此而召回了驻安卡拉大使。穆罕默德·穆尔西原本就是通过军人干政上台的，土耳其过去支持、但如今反对军人干政，实际上是对穆斯林兄弟会的认同。就土耳其对埃及的友好程度而展开的民调显示，埃及民众对土耳其在区域事务中持正面评价的比例从2012 年的84%下降至2013年的38%。 埃及未建立亲伊斯兰政权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东变局的最终走向，而土耳其僵化的埃及政策扩大了土与区域国家和西方在中东的利益分歧。 埃及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龙头老大，埃及变局对土耳其中东外交布局无异于当头一棒。

　　土耳其的中东外交与西方中东战略的分野呈扩大趋势，使得土耳其的“宝贵孤独”具有了西方维度。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力争与西方结盟重塑大马士革政权，西方对此则持消极态度。在埃及问题上，区别于土耳其鲁莽的表态和对军事政变的激烈批评，西方表现出一定的克制和对军政府的承认。针对土耳其支持叙利亚境内极端主义组织，以及土耳其关于以色列为埃及军事政变幕后黑手的指责，西方对土耳其展开了激烈批评。面对土耳其国内持续的政治风波，西方更对正发党政府持续施加压力，土耳其则针锋相对。2013 年年底，埃尔多安暗示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为不受欢迎之人，称外国阴谋推翻正发党政府，指责欧盟对土耳其内政横加干涉。西方诸多学者由此认为： 土耳其外交方向和策略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土耳其不惜与西方直接冲撞，对西方外交不再是土外交的决定性因素。 美国舆论指出，土美之间日益增加的不信任导致双边关系的蜜月期已经成为历史； 土国内“政治地震”在损害土耳其模式的同时，也损害了土与欧盟的关系，土耳其需要有效的危机管理模式修复和重建已经受损的双边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学界和政界84位名人联名致信奥巴马，要求对土耳其施压，防止土进一步损害美土战略关系。

　　“宝贵孤独”外交的实质是以人权为幌子，通过干涉别国内政，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由于缺乏超强实力和有利的地缘政治位置这两个基本条件，土耳其“宝贵孤独”外交犹如剑走偏锋，陷入孤立。叙利亚、埃及、伊拉克、以色列和伊朗无疑是决定中东走向的几个最重要国家，怀有区域抱负的土耳其与上述诸国关系却极其冷淡。土驻大马士革和特拉维夫大使馆的大使职位处于空缺状态，土驻开罗大使从8 月初开始经历了召回－返回－召回两次反复，现在依然空缺。即便是土驻巴格达大使，长时间以来也实质上处于闲置状态，以至于有评论认为双方互相召回大使只是时间问题。2013 年3 月的民调显示，土耳其国内对政府有关叙利亚政策持支持态度的比例为33%； 有46%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的叙利亚政策已经失败； 43． 5% 的受访者则认为政府应持中立立场。 目前，土耳其与伊朗关系维持了较长时间不温不火局面，与海湾诸多国家关系也从之前的热络转而降温，与西方关系则是貌合神离。有评论认为，土耳其当下外交非但无法重塑地区局势，且使国内发展处于危险境地。

　　二

　　2011 年中东剧变以来，土政府外交政策从“零问题”睦邻外交转向“宝贵孤独”外交，其目标从回归伊斯兰文明转向追求区域内的逊尼派联合，昭示出土耳其更为明确且具一定冒险性的政治目标和区域大国抱负。土耳其外交转向“宝贵孤独”有其国内外背景和主客观原因，而主要原因则应归之于土耳其政治家对土国内外局势的误判误读。第一，对中东变局的误读，是土耳其外交亲逊尼派教派主义色彩陡增的直接诱因。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 JESEV) 的民调显示，认为土耳其在推行教派外交的受访人数比例从2012 年的28%增加至2013 年的39%。 此次中东变局继冷战结束及海湾战争之后再次走向对《塞克斯－皮科协定》确立之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清算，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库尔德人自治和联合趋势的加强。英国著名中东问题专家、埃克塞特大学“阿拉伯和伊斯兰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加莱斯·斯坦斯菲尔德教授指出，现在谈库尔德斯坦共和国可能对中东政治的深刻影响并非荒唐，不承认其远景反而显得很荒诞。 伊拉克疆域实际上已经得到修正，叙利亚疆域被修正的可能性正在增大。针对这一裹挟着疆域、族裔和教派的地缘政治重塑尤其是教派认同的强化，区域各国不得不致力于维护区域和自身稳定，“民主化”并非其中真意。 土耳其将此轮变局误判为“民主化”浪潮，而且做出了符合土耳其利益的解读，进而推行亲逊尼派外交。土耳其认定中东剧变将成为世界历史界标性事件之一，是区域民众争取民主和政权合法性的过程，并力争使得该轮变局打上自己的烙印。为此，土耳其有意识地与区域逊尼派政权联手，支持伊拉克境内的逊尼派，并成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铁杆支持者。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基本逻辑是，通过联合和支持变动诸国中的逊尼派，在区域内壮大逊尼派，从而进一步推动土耳其确立其区域霸主地位。土耳其在教派和族裔问题上拉偏架，严重损害了土耳其模式的影响力和软实力，也不利于区域稳定。土耳其总统居尔就此指出： “教派和族裔认同的强化正在挑战中东整个地缘政治格局。” 区域多数国家和西方则致力于维护区域稳定。加莱斯·斯坦斯菲尔德指出《塞克斯－皮科协定》所确立的中东地缘政治秩序正在被修正，强调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确保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混乱不至于恶化为整个区域的动乱，西方现在需要谋划“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和中东。中东各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克制、在埃及问题上的谨慎，集中反映了它们对教派政治的忧虑，反映了它们对于稳定的追求。另外，逊尼派内部千差万别，远非铁板一块。土耳其根据教派来确定其外交方向和目标，无疑是片面的、危险的。

　　第二，土耳其区域外交尤其是对伊朗和叙利亚的外交长期以库尔德问题为中心，土由此误读叙利亚局势，进而低估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在区域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而库尔德问题是“宝贵孤独”外交的短板。叙利亚局势乃至整个中东局势的恶化，诱发了叙利亚库尔德人自治的愿望，区域内库尔德人的联合自一战以来首次有了现实可能性，土耳其原有库尔德政策受到严重冲击。有评论指出，中东地区在2011 年底动荡以来，“库尔德之春”似乎在取代“阿拉伯之春”。 土耳其认定库尔德工人党为恐怖主义组织，美国和欧盟也持相同立场。土耳其初期战略是武装叙利亚反对派、孤立库尔德人。这一外交冒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获得自治的担忧，目的在于获得“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政权安排上的先机，进而主动应对库尔德问题，并寄希望于库尔德人加入反政府行列。然而，叙利亚库尔德人支持政府，并不愿意与叙政府反对派合作，反倒是大马士革政权打出库尔德牌以应对土耳其，也有证据表明伊朗支持库尔德工人党。这使叙利亚库尔德人越来越相信土耳其推翻阿萨德政权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对付库尔德人。 因此，土耳其上述政策的最终结果是，土耳其同时与叙利亚政权和库尔德人为敌。土耳其对叙利亚政策难以为继，因而开始改弦易辙，逐步与叙利亚库尔德人展开接触，在解决自身库尔德问题上迈出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步。叙利亚库尔德人的主要组织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深受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影响，并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维持着密切关系。2013 年1 月，土开始与库尔德工人党进行谈判，希望借此从内部减轻库尔德问题的压力并防止他们与叙利亚库尔德人联手。同时，土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密切联系，以便借其之力处理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问题和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然而，库尔德人内部以及库尔德人与所在国错综复杂的关系，加大了土耳其处理库尔德问题的难度，使得土耳其库尔德政策矛盾重重，并充满变数。土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自治区的政策实质上是在鼓励库尔德斯坦的独立，土对叙利亚库尔德人自治区则持打压态度。 土耳其库尔德政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与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关系，也影响土与西方关系。库尔德问题的历史维度、区域维度和国际影响注定了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去解决，土耳其利用库尔德问题不但未达目的，反而使之成为自己外交中的结构性制约因素。

　　第三，土耳其版的“阿拉伯之春”( 塔克西姆公园抗议活动) 及其当下持续发酵的政府腐败风波，使土耳其自身的民主和人权受到质疑，因而从内部限制了土耳其外交拳脚的施展能力，更是从根本上弱化了“宝贵孤独”外交的“宝贵”特质。2013 年5月，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将被拆的传言引发了民众的抗议，最终发展为反政府抗议活动。“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就塔克西姆盖齐公园抗议给出一个颇有意思的定义，“民众为了环境和城市权利在塔克西姆盖齐公园发动了非暴力抗议，实践了他们集会和言论的自由”。这波抗议事件是正发党2002 年执政以来遇到的颇具威胁性挑战，对土耳其外交有强烈的外溢效应，影响了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关系，尤其是引发土耳其与欧盟之间的“骂战”，美国国务院也表态“支持和平抗议”。 它损害了土耳其国家及正发党的形象，牵制了其外交决策。埃尔多安的威权主义、不宽容等形象迅速在土耳其和西方国家传播，正发党民意基础受到削弱，土耳其模式的影响力受到深层破坏。2013 年7 月的民调显示，61． 4% 的土耳其民众不赞同政府在处理塔克西姆盖齐公园抗议活动的做法。 土耳其政府和平解决库尔德问题、应对中东动荡局势尤其是叙利亚问题的能力因此也受到牵制。

　　2013 年12 月中旬以来，土耳其国内政坛因腐败问题而发生“政治地震”，三名内阁部长引咎辞职，矛头甚至指向总理埃尔多安。此次腐败风与土耳其境内的“居兰运动”———土耳其神学家费图拉·居兰( Fethul Gülen) 领导的温和伊斯兰复兴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埃尔多安则将其定性为内外联手意在发动政变的阴谋。 土耳其政坛的腐败风暴是迄今为止正发党面临的最大政治危机，正发党与居兰运动派的分道扬镳是土耳其国内政治分歧的延续。埃尔多安指出，居兰利用宗教运动促成与美国和以色列的结盟，企图推翻政府。 2013年12 月以来埃尔多安与居兰的交恶危及埃尔多安的政治威信，而且由于居兰长期生活在美国，西方和以色列被疑卷入其中，因而也损害到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关系，导致土耳其外交雪上加霜。

　　此外，土耳其与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和利益分野日益严重，限制了土耳其外交寻求独立自主的可能性，加剧了土耳其的外交孤独。叙利亚问题是最明显的例证。“自危机伊始，土耳其就忽视了对俄罗斯因素的考量，尤其是俄罗斯对叙利亚巨大和潜在的影响。……安卡拉是否真正透彻地理解了叙利亚问题的俄罗斯维度，颇为令人怀疑，而结果则正是俄罗斯对安卡拉的叙利亚政策给予致命一击。” 叙利亚局势既蕴含冷战的特点，也是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具体反映，还是土耳其与美国利益关切度不一致的表现，体现为前后阶段美国的态度不一。土耳其与美国在叙利亚、埃及尤其是库尔德问题上意见的分歧，反映了土美关系自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来日益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在库尔德工人党问题上，土耳其更是一直指责西方背叛了盟友并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 叙利亚对土耳其利益攸关，对美国远非举足轻重。土耳其强烈坚持将叙政权“一倒到底”； 美国吸取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教训则更倾向于警告，希望尽早脱身中东来致力于亚洲的“再平衡”，美国民众也表现出强烈的“战争疲倦”综合症。 双方战略目标上的较大差距，导致土耳其过度依赖美国的计划而面临极大风险。2013 年5 月奥巴马与埃尔多安在会晤中一致强调巴萨尔必须放弃权力，结果是“埃尔多安将所有的战略资产投资于美国领导下的军事行动，而该行动没有到来”。 有学者认为，土耳其外交自正发党执政以来，尤其是2009 年之后越来越背离西方，土耳其外交的核心越来越明显地转变为扩大土耳其在穆斯林世界和中东的影响力。 这是土美之间结构性矛盾的新体现，土耳其与美国在中东的共同利益正在减少甚至逐渐消失。

　　三

　　土耳其由于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尤其是为了应对危机的需要放弃其“外交新政”———“零问题”睦邻政策，转向“宝贵孤独”外交，但是土面临的大环境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土耳其“宝贵孤独”外交存在调整的可能性。然而，亲逊尼派的意识形态因素限制了土耳其外交调整的幅度。土耳其“宝贵孤独”外交未来如何调整和调整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更取决于其能否及如何应对危局如叙利亚危机、埃及剧变，以及平衡巴格达与库尔德自治政府的关系，协调与西方在中东的利益冲突等。

　　第一，库尔德问题将在土耳其中东外交中占据重要地位，土耳其为此将改善与伊朗关系，重新调整与伊拉克关系，从而缓和“宝贵孤独”外交中偏执的族裔和教派立场。库尔德问题是土耳其的“阿卡琉斯之踵”，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上需要伊朗乃至叙利亚的支持，“宝贵孤独”外交局面难以应对库尔德问题。土耳其需要从历史中吸取的最大教训是，动荡时期往往是库尔德问题的发酵期，如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引发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的壮大。土必须认识到库尔德问题维护其领土完整的重要性。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与土共享边界最长，叙土边界的很大一部分也处于库尔德人控制之下。 同时，土耳其要防止库尔德问题在国内、区域两个层次同时恶化，甚至内外联手，以致陷入腹背受敌之窘境。土在库尔德问题上犯过错误，在犹豫和被动的状态下将库尔德“恶魔”从“降妖瓶”中释放出来，颇有作茧自缚之嫌。有评论尖锐地指出，土耳其充当了库尔德国家的“助产婆”。

　　叙利亚危机以来，大马士革打出了库尔德牌，伊朗支持库尔德工人党越境从事针对土耳其的恐怖活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对于区域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态度复杂，库尔德人在一战后迄今首次具有区域联合的可能性。土耳其需要综合考量叙利亚北部的“红线”( 即库尔德人自治和土耳其的应对方式等 ) 、库尔德工人党等问题。2013 年以来，土耳其一系列外交失误背景下的唯一亮点是同年3 月与库尔德工人党达成停火协定，开启了和平进程。埃尔多安最近一次讲话引用《古兰经》“踩在脚下”一词来表明将对库尔德人的歧视和同化政策弃之为历史遗迹之决心。 对和平进程的忽视抑或和平进程的失败，都将使土耳其付出高昂代价。 库尔德工人党对叙利亚和伊朗境内库尔德人的影响、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的居间作用，都在促使库尔德问题复杂化。而且，土耳其明白，其盟友美国事实上对库尔德民族主义事业持有同情心，最终会选择支持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国家。 因此，土耳其的明智选择应该是争取伊拉克中央政府和库尔德自治政府、德黑兰的支持。目前，土耳其与伊拉克冰冷的关系有所回温，双方高级别官员的互访变得热络起来，并有可能就伊拉克北部石油出口安卡拉问题达成谅解。土耳其与伊朗关系的改善早前即已开始，双边关系升温迹象将日益明显。

　　第二，叙利亚内战将会持续，民众的厌战情绪则呈上升趋势，土耳其需要促成叙利亚问题可控的、渐进的转变，为此土耳其有可能重新定位、改善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欧盟的关系，这将对土耳其突破“宝贵孤独”外交的孤立局面具有杠杆作用。叙利亚局势的发展表明，土耳其对叙利亚的影响非常有限，军事打击和强制性政权更迭并不现实。军事打击叙利亚或许将土耳其置于高风险境地。 土耳其民众反战之声极其强烈，他们抱怨“埃尔多安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完全不顾及民众的愿望，也没有从塔克西姆盖齐公园事件中吸取任何教训。”“民众对于军事行动极其犹豫，而我们的总理则热衷于军事打击。” 最近的民调显示， 72% 的民众认为，政府应该完全从叙利亚撒手， 军事打击很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恐怖行动和库尔德人更坚定的独立； 库尔德人坚决反对外部干涉。 2013 年9 月关于是否军事介入叙利亚的调查显示，不只是土耳其人，就连美欧民众也已然厌倦战争。 反对介入的受访者比例在美国为62%( 较上年增加7 个百分点) ，在欧洲为72%( 增加13 个百分点) ，在土耳其为72% ( 增加15 个百分点) ； 相反，赞同介入者在美国为30% ( 下降5个百分点) ，在欧洲为22% ( 下降10 个百分点) ，在土耳其则为21%( 下降11 个百分点) 。 土耳其外长呼吁叙利亚结束战争，声明土耳其并非战争贩子。 放弃战争思维有利于土耳其拓宽外交空间。

　　叙利亚难民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是刺激土耳其调整相关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土耳其立国以来首次面临如此危局，土耳其的中东外交已是步履蹒跚。 颇为尴尬的是，叙利亚危机的未来对于形塑土耳其区域影响至关重要，而土耳其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却日益边缘化。理智且必要的选择应该是寻求区域合作，重塑土耳其为乱局中稳定之源的形象。否则，土耳其无法深刻影响叙利亚局势的走向，却要承担变局的严重后果。瑏瑠西方也可以通过在叙利亚难民等问题上支持土耳其，以强化双边战略关系。

　　目前，中东局势尘埃未定，土耳其与西方的矛盾已经凸显。从局部看，土耳其至少需要西方理解和支持其库尔德政策。从全局看，土耳其既要借力于西方，又要防止为西方利益而牺牲自身的区域利益，这是土耳其发展与西方关系的双刃剑。这就要求土耳其既要向西方叫板，又要善于借西方之力，以便其发挥区域重要作用并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西方。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土耳其合适的角色依然是化解冲突的中介和冲突的调停者、润滑剂，因而需要改变无法完成该任务的“宝贵孤独”外交政策。同样，西方尤其是美国也迫切需要土耳其对其中东利益的支持，正在思量重塑土美关系。土耳其与西方暂时会各取所需，谋求合作。从现实看，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会回到美国的轨道上来，助力奥巴马所主张的大马士革政权的可控转型而非乾坤大挪移。土耳其总统居尔2014 年初即提到，土耳其外交需要以常识为基础，需要重新考虑对叙利亚政策，2014 年也应该成为土耳其与美国和欧盟关系的新起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已经开始。

　　第三，土耳其有望重新梳理与埃及军政府的关系，从而盘活中东外交全局，超越“宝贵孤独”外交的区域维度并对西方维度产生外溢效应。“埃及坐落于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中心地带，埃及的未来将会影响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 土耳其与埃及关系对于土耳其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土耳其在巴以冲突中的作用乃至于土耳其的中东外交大局都起着中枢作用。作为阿拉伯世界稳定器的埃及国内政局趋向平稳，短期内出现较大波动的可能性在减小。埃及军政府已经将穆斯林兄弟会列为恐怖主义组织，土埃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影响更为深远，牵扯到整个阿拉伯乃至于伊斯兰世界。而且，土耳其国内对土政府的埃及政策有很大的争议。虽然正发党坚持认为被废黜的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为埃及总统， 但土耳其共和人民党代表出访埃及时强调，需要校正土耳其对邻国外交的缺陷。 埃及问题从深层次上反映了土耳其道路与埃及道路的区别，土耳其需要承认和适应这种多样化趋势。据观察，土耳其正在调整与埃及的关系。

　　第四，土耳其国内政治将经历一个持续的再调整时期，以求部分消除“宝贵孤独”外交政策的内部成因。“宝贵孤独”外交难以适应土耳其模式的内在要求，而且不利于国内极化趋势的消除和民主制度巩固。土耳其国内以反腐败为核心的愈演愈烈的“政治地震”引发对土耳其民主品性的根本质疑，欧盟与美国随之在民主和法治问题上对土耳其正发党政府持续施压，土内部分裂也呈扩大化趋势。 这将直接威胁到土耳其处理区域问题的能力和土与西方的关系，由此凸显了“宝贵孤独”外交政策作为土耳其模式承载体而难以为继。正发党政府与“居兰运动”之间的斗争所引发的土耳其政治危机也日渐加深，为土耳其未来走向增添了新的疑云。另外，变局中的区域诸国尚处于激烈的党派争权阶段，发展道路的选择处于其次。政局动荡的尘埃落定之后，“土耳其式发展道路”将会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之一，而这应该是土耳其与西方最大的利益共同点，不可避免地推动土耳其进行外交调整，以服务于土耳其模式和形象的传播。

　　总而言之，土耳其“宝贵孤独”外交为如何应对动荡尤其是主要邻国的内乱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启示。土耳其鲁莽地介入叙利亚乱局，并且急迫而不择手段地推动大马士革的政权更迭，可以归咎于对国际、区域局势以及自身实力的错误估量，从而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土耳其在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问题上的判断或者慢了半拍，或者出现失误，表明土并未能准确把脉中东事务，反映了土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在抱负与实力之间的巨大落差。干涉别国内政原本就违背国际关系准则和历史潮流，作为中等规模国家的土耳其也不具备干涉的实力和手段，但它却预设立场、不顾后果地直接卷入区域事务争夺，严重损害了其外交基础和国家利益，也无助于区域稳定。目前，西方前所未有地激烈批评土耳其外交，甚至有“唱绿”土耳其外交之嫌，即强调土耳其外交在正发党执政以来伊斯兰主义色彩越来越浓，西方并主张从这样一个大视野来理解土耳其外交，强调这种外交与土耳其外交传统之间的根本断裂。这不仅仅是因为土耳其的独立外交与西方渐行渐远以至于日益损害西方在中东的利益，其中也透露出西方不愿失去土耳其这个盟友而欲巩固与土战略联盟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