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支点国家的内涵与功能分类

　　李巍：

　　简单说，所谓“战略支点”国家，就是对实现一国重大目标具有关键意义的国家。这个“关键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本身在地缘或者实力地位上，能够对一个国家实现某个战略目标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比如英国就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支点国家。首先，英国在地缘上扼守着整个大西洋的门户，是美国势力辐射到欧洲去的一个入口。其次，英国本身又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大国，美国要搞定欧洲首先要借助英国。再比如，在冷战期间对抗苏联的过程中，土耳其就是美国的一个战略支点国家。因为土耳其的块头大，而且地理位置很重要，东西连接欧洲和中东，北边可遏制苏联，南边方便美国的势力进入地中海、黑海。所以，美国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就是从大力援助土耳其开始。

　　第二，在一定的国家群体中，战略支点国家具有较强的地区影响力，可以起到一种示范作用，能够通过发展与该国的关系撬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沙特阿拉伯之于美国就是一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由于沙特阿拉伯出口的石油选择用美元计价，直接导致其他欧佩克国家都跟着他走，因为沙特阿拉伯是欧佩克成员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从而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建立了美元和石油的联系，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石油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它自己支撑美国，其他受其影响的国家也一起来支撑美国。

　　特别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战略支点国家不等同于盟友，盟友不一定是战略支点，而且现代意义的战略支点国家也未必需要同盟条约。

　　徐进：

　　如果问“战略支点”的“支点”在英文中对应哪个单词，我觉得应该是“pivot”。第一，作名词的时候表示“支点”；第二，作动词的时候表示以这个支点为中心，进行转向。美国当年说重返亚太，是把这个词当作动词用。因为美国在亚太地区一直有支点，只是用不用的问题。而我们是作名词用，是要打造“支点”。虽然都叫“pivot”，但是意思略有区别。

　　高程：

　　2009年之后中国周边环境有几个特点：第一，美国重返亚洲，加固了它的联盟体系。我们原来更多是面对单个东亚国家，现在则主要面对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而且是比较长期的事情。第二，东亚的政治对抗性加强了，像领土问题、海洋权益问题等，矛盾呈现出来，没法回避了。第三，“以经促政”的手段效率越来越低。这既体现在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层面上，也体现在区域合作的多边层面上。中国一直努力构建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陷入了困境，美国推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实际上拆解了“10+X”框架，他要用“亚太”来替代“东亚”合作概念。第四，中国和周边大国的关系也面临着重新调整和定位。中美关系中，霸主国和新兴崛起国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中美和美俄之间的矛盾推动了中俄两国在战略上走近。另外，中国开始争取后发的新兴市场大国印度。美日同盟对中国的遏制和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导致中日双边关系正在恶化。

　　以上谈的是东亚的情况，这是美国势力集中辐射的地区，也是2008年以来中国周边环境发生实质改变的一个地区。相对而言，中亚、南亚区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环境转变。这三个区域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个相对主导的国家（东亚的美国、南亚的印度和中亚的俄罗斯），中国要同时处理好跟这三个区域中心大国的关系，以及跟周边小国的关系。

　　接下来谈谈中国在周边的战略目标。在以“韬光养晦”外交为主的时代，中国在东亚的战略目标是以防御为主，那一阶段中国需要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实现自身发展。新领导班子近年来为周边战略注入了主动作为的因素，提出“经略周边”、“塑造周边”的理念。这是一个积极的战略目标，是要把周边地区作为大国竞争的地缘依托带来主动经营。同时，中国从前在周边更多是被动应对麻烦，如今则开始主动通过利用矛盾来驾驭周边局面。

　　中国目前的周边战略是防御性目标和积极作为目标并存。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防御和积极战略目标的投放比例。近代史上，英国崛起时所在区域——欧洲的政治格局复杂，是列强争夺的核心地带，所以他在欧洲采取了防御性的均势政策，维持域内大国之间的平衡关系；与此同时，把战略重点放在远离中心争夺区的亚非拉外围地区，这是一个思路。崛起中的美国则选择经营自身地缘所属的美洲，同时在美洲以外的地区采取“孤立主义”政策，这又是一种思路。每个国家崛起时面临不同的外部环境，所以战略支点的选择标准也不尽相同。如今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虽已与上述国家迥然不同，但历史还是有一些可借鉴之处。回到周边战略问题，对中国来说，在周边设定防御性的战略目标是必须的，因为美国已经通过重返亚洲战略在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方面全面遏制中国发展。但是，在美国的体系压力下，中国该把多少比例的资源重点投放到东亚以实现积极战略目标，同时把多少资源分散到非洲等美国的战略边缘地带，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徐进：

　　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使东亚权力格局有走向两极化的趋势，而美国重返亚太并实施再平衡战略使该地区形成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格局。这对中国的东亚安全合作是不利的。它导致区域大国和重要行为体更多地把地区制度作为战略性工具来使用，使地区制度安排成为服务于权力竞争手段。当然同时也使中国面临较大的安全压力。

　　李巍：

　　关于战略支点国家的内涵刚刚谈了一些，其实还有更多丰富的内容。根据具体涉及问题的不同，战略支点国家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军事意义上的战略支点国家。比如菲律宾和日本之于美国。他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美国要想在军事上控制东亚，必须把军事基地设在他们那儿。第二类是意识形态上的战略支点国家。印度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民主的一个样板，美国在向外扩张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印度就具有战略支点的意义。第三类是经济合作中的战略支点国家。比如说在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就得有一些战略支点国家。在全球经济战略中也是如此。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要深入到欧洲，比如说资本、货币要进入欧洲，希腊和冰岛就是两个很重要的战略支点。中国想直接进入欧盟核心国家挺难的，购买其矿产资源、公共设施都挺难的，但冰岛、希腊这两个比较弱的边缘国家，却可以成为中欧洲的门户。第四类是国际制战略支点国家。比如说投票当中需要哪些国家支持——有这个国家支持你，你在国际组织当中的议案就能通过。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是有几个关键的国家挺我们，然后带动了一些兄弟们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在很多重大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上，荷兰是德国在欧盟中经常争取的一个战略支点国家。

　　高程：

　　李巍把是否“可引导”作为设计战略支点国家的标准之一，我部分同意。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把战略支点国家按功能做一个分类？我想到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大国层次上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国家，比如俄罗斯。这类国家我们虽然不能“拿”住或在战略上引导他，但是我们互相之间有共同的战略诉求，他们可以在中国面对西方国家现实和舆论压力时，给我们一定的支持和声援，让中国在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博弈的过程中不至于在大国间陷入孤立，这种大国层次上的协调和支援是小国很难做到的。第二类是有示范效应的国家。这类国家尽管我们不一定能引导他们，但他们对中国分化美国联盟体系以及经营周边意义重大，典型的是印尼和韩国。印尼是在东盟中具有主导能力的中等国家，具有一定的地区政治追求，而且与中国没有领土冲突和政治上的结构性矛盾。印尼不希望看到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拆散以东盟十国为依托的东亚合作，这会压低他在东亚的战略重要性，这一点和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领域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诉求，可以成为两国形成良好互动的基础。韩国是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和中国之间又有很强的经济联系，如今对中国崛起态度较为温和，可以发展成为具有战略示范效果的周边支点国家，相关内容我们后面再详谈。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战略上对中国的意义分别类似韩国和印尼。第三类就是具有传统友谊的“铁哥们”，包括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这些国家因自身实力和话语权有限，能给中国的支持力度有限，但他们常年稳定地支持中国，特别是在我们处于被动局面时。他们是我们情感上的“老朋友”。

　　划分完支点国家的类型之后，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功能采取不同的争取和优待方式。我同意李巍刚才说的，不能把所有的“铁哥们”都当成战略支点国家，但中国需要特别尊重和关注这类国家的感受，让对方有舒适感。

　　中国的东亚安全合作政策：双边为主，多边为辅，双边带多边

　　徐进：

　　从周边安全合作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要提出“战略支点”这个概念呢？我觉得现存的这些东亚安全的多边合作机制，对中国来说都不太给力。比如说A R F （ 东盟地区论坛）、“10+3”或者东亚峰会、东盟“10+8”国防部长会议，这些东盟主导的多边合作普遍存在“小马拉大车”现象。再加上成员太多，决策链过长，所以对重大问题只能议而不决，基本沦为了“清谈馆”（这些机制在当时曾经起到过增信释疑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自21世纪以来，逐渐陷入困境、止步不前。）在东北亚，六方会谈是惟一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但由于种种原因，六方会谈目前中止了。这样看来，东亚所有的多边安全机制现在都有问题。“可不可以改造这些机制，重新激活其功能？”很困难！我们一贯坚持“东盟主导”、“东盟方式”，在这个原则不变的前提下，所有的改造只能是小修小补。比如开发一些低敏感度的务实合作，像海上搜救、防海盗等。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崛起大国来说，这些合作的作用相当有限。

　　长期以来，中国靠“韬光养晦式的自我克制”维持了一个对我较为有利的周边环境，但是这一政策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它无法解释在中国保持“韬晦”的情况下为何部分周边国家对其疑惧会上升。如果说这一疑惧源自中国的快速崛起，那么按理来说中国应采取比以前更加“韬晦”的政策，但显然这些是中国做不到的，或者说无法完全满足对方的要求。中国在理论上也可以为区域内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以缓解它们的疑惧，但由于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提供安全保障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在多边和单边两方面我们都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我想能不能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突破中国东亚安全政策面临的困局。一个大国不可能只用单边、多边或者双边政策，而需要综合手段。从外交的角度说，主要是多边和双边的问题，而双边和多边之间要有一个新的平衡。我认为中国以后的东亚安全合作政策应该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双边带多边”。打造战略支点国家就是重要的双边安全合作形式之一。

　　李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依靠双边。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发现多边外交搞得挺成功的，被认为是中国参与既有国际体系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方式。中国积极参加“10+3”、上海合作组织，包括加入全球层面的各种国际组织，我们觉得受益颇多，也越来越习惯于用多边外交的方式解决问题。

　　但近几年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发现多边外交方式对中国来说有很大的困境，特别体现在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上。在处理和东盟之间的关系时，中国总是把这十个国家当作一个整体来应对，虽然曾经也获得了很多的成功，但现在发现这种方式出现问题了：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区，他们得到了很多好处，但他们认为这是利益均沾获得的，对我们并不怎么感激。因此，我们需要在这十个国家当中找出一两个关键的国家“重点对待”，而不是“整体处理”。我觉得这是外交方向上的一个重大变化，所以“战略支点”这个概念越来越重要了。

　　高程：

　　如果中国的安全战略目标既有防御性的又有积极性的话，那么打造战略支点国家就非常必要。这里的必要性主要有两个视角：一个角度是，中国经营周边客观上走多边合作渠道难度很大，需要采取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重新将关注点放回到双边层次，先去争取那些容易争取、且对实现中国周边战略价值大的国家。从防御性角度，这可以避免中国在国际社会被孤立。美国对于国家间双边关系的干扰能力明显要低于对多边组织及合作的拆解和破坏能力，所以相对于多边领域，中国目前推进双边合作的阻力明显小得多，更容易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务实的收获。从积极主动作为的角度，重点发展具有潜力的双边关系有助于打破美国通过多边机制在国际交易渠道方面形成的垄断局面。

　　另一个角度是美国重返亚太，使中美邻战略互动关系陷入如下困境：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利用中美的相互制约，在美国的安全保护和中国的经济增长红利中两面渔利，特别是利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对中国的制衡，在享受来自中国经济福利的同时不回报以相应的政治善意。要打破这种不利状态，中国需要对这些国家实行差异化双边策略区别对待。根据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政治威胁”认知（比如是否有领土争端）、其与美国利益关系的紧密性、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对我的战略重要性等标准，周边国家可被区分为不同层次。中国可以通过这种分层评估不同周边国家的双边合作空间，然后再决定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或战略组合来灵活应对，其中包括经济拉拢或施压，政治军事威慑或合作等。从这个角度上说，寻找一些特别的战略支点国家也是很必要的。

　　至于多边和双边的关系，我同意徐进的观点，我一直主张在目前状况下，通过双边来促多边。我们现阶段可以依托双边做成一些务实的事情，通过签订自贸区协定、投资协定、货币互换协议等合作方式便利与这些国家的双边经贸关系，扩大互惠基础。这需要找一些关系好难度小的国家先做实，有了好的示范效应再扩大范围。不过，未来中国要主导东亚事务的话，最后还是要把合作落实到多边层次上。

　　徐进：

　　中国需要在“韬晦”与“有为”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要把二者视为平行原则，而不是上位原则与下位原则。还应当放松而非放弃不结盟政策。打造战略支点国家不是缔结军事同盟（中国现在以及未来一段时期无需与别国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但却有助于中国开展或深化与特定国家的多层次军事与安全合作，进一步提升与他们的战略轻安全压力的目的。

　　选取、打造战略支点国家的原则

　　李巍：

　　选取战略支点国家的原则我觉得有三个。第一，在战略利益上和中国不存在激烈的冲突和竞争。可以有一些具体的小矛盾，但是在大的战略利益上要能相容。菲律宾就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战略支点国家，因为其战略目标、安全利益等和中国存在重大冲突。第二，中国有能力和资源来引导这个战略支点国家的行为，使其符合我们的战略需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朝鲜就不符合战略支点国家的标准，因为我们现在很难控制和引导他的行为。第三，两国在某些重大的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这是打造战略支点国家最重要的要求。比如韩国，在经济合作、朝核问题、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重大问题上都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因此符合战略支点国家的标准。

　　徐进：

　　我想谈一下差异化外交。作个形象的比喻：在一个单位里，你能跟所有人都搞好关系吗？不可能。总有利益、性格差异，这自然就分出了亲疏远近。于是，当然要把跟你好的拉住；对跟你关系一般的，采取一种政策；对跟你敌对的，采取另外一种政策。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与所有邻国都发展出同等高水平的国家间关系。比如，中日关系就严重受制于领土争议和历史问题，有些东盟国家对中国提议的“中国—东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海上合作倡议持谨慎和保留态度。因此，主客观条件要求我们对东亚国家采取差异化外交政策，将之区分为愿意与我深化安全合作关系的国家、力图保持中立的国家和与我有较大安全矛盾的国家，并分别采取不同的应对方针。对那些愿与我深化安全合作关系的国家要尤其予以重视并加大工作力度。

　　李巍：

　　我再说说打造战略支点国家的原则，主要有四点。

　　第一点，利益供给原则。你必须给他提供好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做出自我牺牲；而你从他那儿不可能立马得到什么好处。比如冷战初期的土耳其对于美国。第二点，长期考虑原则。战略支点是服务于国家的重大目标的，而重大目标一般都是长期目标。所以你得用一种战略性的眼光去看待支点，而不能基于短期的利益诉求。比如说现在的中韩FTA（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最大的障碍就是韩国的水果和农产品市场不愿对中国开放。如果中国真想把韩国打造成一个战略支点国家，就不应该以对等合作的方式来要求他。第三点，道义原则与诚信原则。虽然我们说国际社会仍是丛林世界，但毕竟它和当年不一样了，还是有道义原则的，要符合基本的、具有共识的国际规范，不能完全以利益算计。比如那些搞反人类的、大屠杀的政权，即便他有支点意义，也不能支持他。另外，与战略支点国家是长期合作，不是一锤子买卖，所以诚信很重要。第四点，政府和民间兼顾的原则。不能够仅仅和对方的政府打交道，还要注重塑造民间对你的好感和亲近感。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例子——巴基斯坦，也有失败的例子——缅甸。光跟政府搞好关系远远不够，因为他执政几年就下来了，应该兼顾政府和民间。

　　徐进：

　　打造战略支点国家成不成功，取决于双方，甚至第三方（因为第三方有可能进来搅局）。我们这方面的潜在目标国大多是中小国家。中国是大国，肯定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多、要调整的政策多，这样才能利用自己的能力去影响对方。所以，在打造战略支点国家时，很多方面我们还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李巍说的那几点我都同意，特别是利益供给方面，这是一系。你需要长期支持他，但可能在长时期内他对你并没有什么支持，好似一粒“闲棋”，用不上，但不能放弃，说不定什么关键时候就用上了。这些支点国家并不一定对我国的安全利益有多大的支持，但他们可以是中国未来对外扩展利益时的跳板和桥头堡。

　　支点也不能多，不能所有国家都是支点，不可能“四海之内皆兄弟”，那没有意义。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在北边、西南各有一个支点，就是俄罗斯和巴基斯坦。而东亚一个支点都没有。我们现在需要在东亚打造的潜在战略支点国家，我认为就是那些与中国没有领土纠纷（领土纠纷是一个潜在的炸弹）、关系良好、对于我安全利益有重要价值（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能影响周边）、但同时也面临一定外在安全压力（有安全需求）的国家。如此说来，我们可以做工作的国家有哪些呢？缅甸、老挝、柬埔寨。而印度、泰国、韩国，我则把他们叫做“准战略支点”国家。准战略支点国家无法与我们形成紧密的安全、军事合作关系，但是可以在大国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甚至利用其自身的影响力带动一些地区国家同样采取善意中立的政策。

　　你情我愿，对方的诉求要充分考虑到

　　徐进：

　　从战略支点对象国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同时面临中美两国的拉拢，而且由于地理上的邻近，他们更容易感受到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力。至于这种影响力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会受到其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国家是不是愿意当我们的战略支点国家具有不确定性，因为我们不可能左右他们的认知和政策。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我们明确政策方向，加大政策力度，尽力而为，决不能无所作为。

　　高程：

　　打造周边支点国家，中国的周边外交思路需要转变，并进一步完善质量。过去，中国经济外交主要辅助海外经济利益的扩展，以后更多需要反过来运用经济这一手段开拓中国与周边外交新局面。我们要超越以往单纯强调互利共赢的思维，主动塑造一个对中国崛起和东亚身份有更多认同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真正做到对周边“亲、诚、惠、容”。

　　惠及周边不仅要体现在总量意义上，更要落实在微观层次上。近年来，中国对周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观，但总量贡献的效果在周边国民的感觉中往往并不直观，开采资源和破坏环境给他们带来的微观感受却是直接的。而周边大部分国家是民选政府，民众情绪会直接影响政治决策。因此，未来惠及周边的措施需要更多战略性考虑，约束和规范中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单纯追求利润的行为，树立其良好的商业道德形象，使对外投资的切实利益深入对方国家的民间社会层面，真正让周边国家的企业、民众获得实惠，降低中国崛起带给周边中立国家的不适感。另外，从长期来看，中国还需要为周边国家提供更多的最终消费品市场。中国目前作为连接周边国家和欧美市场的中间市场，与许多近邻在经济领域竞争关系较强。未来中国需要更多消化这些国家日益增长的工业生产能力，鼓励其制造业发展。这不但可以提升惠及周边的质量、消解TPP对中国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且可以以此获得更多外交战略主动性。

　　徐进：

　　从政治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做两点：影响他国内的政党精英以及长期培训对方的军官。政府可以轮换，但是精英阶层始终在那里，怎么去影响他们很重要。培训军官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一名军人从初级军官成长到中级军官再晋升为高级军官，至少要20多年的时间，要想办法在军官成长的各个阶段去影响他们。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例子，刚果（金）就是。

　　李巍：

　　如果从对方的角度来看，怎么能够让这些被选中的战略支点国家心甘情愿地成为我们的战略支点？我特别同意徐进刚才说的，政府要制定一个长达十年或者20年的大战略。对于怎样影响战略支点国家的精英阶层，可以委托一些基金会和民间组织包括民间智库来操作。我们现在都是政府在做，而政府直接出面容易引起对方的警惕甚至反感。

　　高程：

　　其实还有一点可以挖掘。事实证明，美国的发展模式移植到东亚，对东亚多数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促进效果并不好。实际上中国有些机制和制度安排更适合东亚的本土性。东亚很多国家跟中国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面临的也多是共性问题。于是，这涉及到两种发展模式的竞争问题。但目前在这方面，美国和西方国家占据很大优势，确实需要我们多一些关注和资源投入。

　　对此，我觉得一是思路要调整，二是具体做的时候，各个机构要配合。现在不是讲究外交、安全、经济部门要协调嘛，我们企业的形象、行为都要从战略的角度去考虑，充分考虑到对方的诉求。

　　韩国能成为中国的“准战略支点”国家吗

　　徐进：

　　韩国有韩美同盟，我们怎么可能和他搞成特别紧密的军事合作呢？但是韩国有作用，我们跟他搞好关系，把他打造成一个准战略支点，可以使美韩同盟不再那么紧密，而且韩国还可以带动周边的国家保持善意中立。高程：

　　重点打造中韩良好关系有一个很好的示范效应。韩国虽然是美国的盟国，但我们如果努力争取，两国双边关系可能会有实质性突破。上面提到如今我们要在周边长期面对美国的联盟体系，如果这个联盟体系中有一两个示范国家，虽然跟美国有盟约关系，但是能在中美之间保持政治中立，在经济联系上又跟我们走得更近，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起到分化美国联盟体系的效果。而且，在美国的亚太盟国中，韩国由于历史原因，是最不可能和日本走到一起遏制中国的，相反中韩两国在反对军国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方面有共同的情感诉求。韩国地处东北亚，出于地缘原因和东亚国家不像东盟之间那样抱团，但和中国的文化亲缘性较深厚。

　　另外，我们在东亚要促进区域经济合作，韩国的战略价值也非常重要。中国现在积极参与和推动的地区多边经济合作平台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实现RCEP需要建立在中日韩自贸区基础上，但中日关系现在僵持在那里，这样中韩双边自贸区就成为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可以给日本施加很大压力。

　　李巍：

　　从韩国的角度来看，他是否愿意选择中国呢？我觉得很容易找到答案。韩国有四个邻国——日本、朝鲜、中国、俄罗斯。如果他要在这四个国家当中选一个作为关系最好的国家，我想他会选中国。

　　高程：

　　说到中韩关系，就无法回避中朝关系。目前在如何定位对朝关系问题上的争论不少，但无论怎样，不应再让中朝关系绑架和制约中韩关系以及我们和东亚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这应是一个指导原则。

　　李巍：

　　韩国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越发凸显出来了。首先，中国要谈的两个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最大的障碍就是日本。随着美国TPP的到来，日本倒向TPP。其实日本的压力也很大。因为如果单从经济角度来说，日本更愿意跟中韩谈自贸区，但现在完全出于一种战略安全上的考虑，必须得绑到美国的TPP的战略上去。

　　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让日本感受到压力、不要完全被美国牵着走呢？韩国就是一个可用的战略支点。如果中韩谈成自贸区，那感到最大压力的就是日本。韩国和日本在经济结构上存在很大的竞争性，比如说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业等。现在中国把市场给了韩国，日本的工商业界压力巨大，觉得再这么下去就要被边缘化了。因此，韩国对我们处理中日经济关系有很重要的支援作用。习主席访问韩国，达成了在年底签署中韩FTA的时间表，日本企业的压力就更大了。另外，从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版图来说，在服务业、旅游业市场等方面，韩国也特别重要，可以成为我们影响与其他一些经济体关系的一个支点。

　　人民币国际化也需要战略支点国家

　　李巍：

　　在经济领域，现在最重要的国家战略就是人民币要成为一种国际货币。但是经济学家不会提“战略支点”这样的概念。他们主要研究要达到什么样的市场条件，人民币才能够成为国际货币。作为国际关系学者，我主要研究的是人民币要像美元、欧元一样，成为即使不是No.1的主导型货币，至少是三驾马车之一的货币。如此，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架构？我想在经济学家已有的基础上把政治的因素纳进去，就是说人民币的国际化需要有一些桥头堡国家，率先在我们双边经济活动中或他的对外经济活动中使用人民币。

　　不可能200多个国家同时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使用人民币交易，但一定有一些国家在我们双边经济活动中，或者他的对外经济活动中率先使用人民币。这就是战略支点国家。甚至还有一种情况，当人民币出现风险——比如说贬值出现动荡的时候，别的国家抛弃人民币了，但有一些国家仍然坚定地支持，这也是战略支点国家。美元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问题，但至今仍然稳定。在它出现问题的时候有一些关键国家能够挺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觉得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中，这两种类型的国家都很重要。

　　寻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战略支点国家，有几个参考因素。第一，本身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也就是说他有较强的支持能力。第二，他有足够的经济意愿或者经济动力来率先使用人民币。第三，他具有一定的区域影响力，能够带动其他国家也使用人民币。这样来说，我觉得符合条件的有七个国家。排名不分先后，按照地缘顺序说起。

　　第一个就是韩国。首先，韩国经济能力强，GDP排名世界前15，很富裕。其次，他有很强的意愿。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高于对任何一个国家，中韩贸易额是美韩贸易额的两倍。如果中韩之间巨大的贸易量使用本币结算，要比使用第三方货币减少很多交易成本——不仅银行要收兑换手续费，也会面临汇率波动问题。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银行已经签订了在首尔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备忘录，确定中国交通银行担任首尔人民币清算银行。理论分析上可行，又有实际行动，所以韩国是一个很重要的撬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支点国家。

　　第二个是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也是以中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而且因为他在中亚国家中经济体量最大，充当领头羊的角色，所以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地区内部贸易中是一个关键的支点国家。如果中国能够采取一些政策措施，使中哈之间贸易使用本币结算，让地区其他国家看到哈萨克斯坦能够得到那么多的好处，也会直接被他影响和带动。

　　第三个是新加坡。新加坡在政治上很难成为我们的战略支点国家，但是在金融上没有问题。新加坡主要是靠金融立国，是整个东南亚的金融中心。如果新加坡成为人民币的一个离岸市场，有大量关于人民币的金融产品在那里进行买卖的话，那就直接能够把人民币带到东南亚国家。比如说中国以后要在新加坡发行国债，那其他国家都可以在新加坡去买中国政府的国债，这样就可以把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尤其是现在我们不想资本账户全面开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与美元的国际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需要高度依赖离岸金融市场。而且新加坡本来就有强大的意愿这么做。

　　第四个是阿联酋。阿联酋是我们很少关注的一个国家，但这个国家在中东地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迪拜是整个中东的金融中心，很多石油美元在那里聚集，因而它具有很重要的战略位置。如果人民币要成为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特别是拿着人民币就能够买石油，那人民币就很国际化了。而人民币要成为石油贸易的计价和结算币种，必然需要在迪拜这个地方进行自由交易，所以阿联酋的支持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很重要。

　　第五个是英国。为什么说德国不会成为战略支点国家？那是因为欧元和人民币未来是竞争关系，他要捍卫自己欧元的地位，所以在欧洲大陆很难找到一个战略支点国家。但英国不一样，他现在对英镑的定位很清楚——已经成为不了主要的国际货币了。而且英国也是金融立国，伦敦非常希望成为人民币的第三个离岸中心（另两个是香港和新加坡）。前不久李克强总理访问英国，谈的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在金融方面。

　　第六个是俄罗斯。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俄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愿，让双边石油贸易用本币来结算，绕开美元。更何况现在俄罗斯面对来自美欧制裁的巨大压力。

　　最后一个是巴西。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而且是金砖国家成员之一。金砖国家对美元体系都不满意，对因美元波动而给各自国家带来的金融动荡甚至危机都很反感，特别是现在美国仍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说要让给新兴国家部分份额权，但美国国会不批准）。金砖机制从三亚峰会开始年年提要加强本币结算。巴西与中国在支持本币结算、支持约束美元这些问题上有很多共识。

　　基于这种逻辑，如果我们能够率先跟这七个桥头堡国家进行一些深度的货币合作，是很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