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兴国家崛起后，美国主导的传统型全球治理体系失灵，无法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形势、新变化，为避免新兴国家与传统大国围绕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出现零和博弈，发达国家应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同探寻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可能性，其基本要素是明确“责任化”、承认“多极化”和“多元化”、推动“共同化”和掌控“集团化”，在创新中改革不合理的传统国际制度和规则，打造全球治理制度与规则的新范式，使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新型体系的建制齐头并进，走双轨增量的渐进道路，以确立更为公正、有序、均衡、包容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

　　关 键 词：全球化；新型全球治理；新兴大国

　　作者简介：王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随着全球化、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力量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治理领域也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局面：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在“攻”，要求改变西方“单边”垄断、操纵的旧体系、旧制度；传统发达国家竭力在“守”，力图守住二战以来对其有利的全球体系与制度，维护由美国主导、少数发达国家及组织支撑和配合的传统型国际体系。围绕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及规则的制定，主要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形成明显的两大阵营。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单边的传统型治理模式已经过时，由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合作、竞争、对抗的新型治理体系与制度的雏形日趋显现。

　　一、传统全球治理体系运作失灵

　　1.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及其片面性

　　二战以后的国际治理体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主要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正如新自由主义学者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所指出的，战后的国际制度是在美国的霸权体系中产生的，是由于美国国家权力才得以实施的，即使霸权国家衰落，国际制度仍会存在并起着重要作用。①美国学者米尔纳(Helen Milner)认为，国际制度和国家制度没有本质的区别，制度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制度的合法性。②美国在战后一直在力图使一系列以美国为主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具有更高的合法性，目的是加强国际制度的权威性和可行性。美国设计并主导了战后国际机制的构建，建立了联合国、北约等政治、安全机制以及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

　　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至少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片面性：第一，美国通过操纵各种国际和地区组织为其利益服务，以单边、强迫、片面的方式治理和领导世界，即所谓“美国利坚治下的和平”。第二，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通过把持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以及拥有的充足资金和科技优势，统治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迫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服从和受制状态。第三，科技、经济及军事优势地位造就出西方的“种族优越性”和“救世主”意识，强行推行“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民主体系以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2.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演变

　　20世纪末，在科技不断创新的条件下，世界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尽管局部性战争、战争意识和冷战思维依然存在，但全球化已取代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手段，成为世界格局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发生重大演变的主要推手。

　　首先，在体系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掌控的单一体系遭到全球化催生的多种价值体系、不同发展模式和不同性质规则的多极发展取向的严峻挑战。2008年美国金融经济危机导致了冷战以来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新兴国家开始崛起，“金砖国家”等经济体的发展虽然在经济腾飞过程中积极融入美国制定的经济规则并且依靠美国市场，但却处于美国冷战霸权的安全同盟支柱之外。冷战时期的经济强国大都是美国的盟友，但如今的新兴经济强国在政治安全上不仅不是美国的盟友，甚至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潜在对手，这就使美国因失去了历史参照而不知所措。

　　其次，在民族国家权力上，全球化的大趋势正在迅速改变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统一在民族国家内的状况，使国家与全球社会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大，全球化一方面将各国边界的排他效应和主权的绝对管辖权逐步压缩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则产生了诸多跨国性全球公共问题，如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跨国犯罪、全球安全等。全球公共问题不是单个国家面临的问题，而是多个国家甚至全球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

　　第三，在国际关系中，各国相互依存、互有所求、平等互利的需求和愿望上升，逐渐取代传统上由西方强制的霸权式的旧形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全球化运动把世界各个地区、国家、甚至地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相互依存代替了以往的零和博弈。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不限于国家，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的参与也成为对外关系的一部分。(2)由于科技革命、信息革命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价值认同和权力集中，一种循序渐进的国际合作关系开始建立，目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全球、区域或次区域提供安全、稳定、秩序、发展环境等重要而急需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物品。

　　第四，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关系日趋多元复杂，合作中有矛盾，对立中有需要，既非“零和”，亦非“共赢”，难以沿用传统的“天然联盟”或“全面伙伴”关系来界定国与国关系。国家之间的合作具有“不同性”和“即时性”，要依据利益的多少、长短、发展，一国借助多国，大国需要小国，小国依赖大国，国家依靠地区及国际组织，国际组织求助一国甚至一国的非政府组织，任何国家、地区联盟和联合国都可能成为一国或数国利益各尽所能、物尽其用的“工具箱”。中美在经济领域可能结盟，但在战略安全领域可能成为对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主要体现在战略、安全、能源等方面，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俄罗斯则站在发达国家一边；德国、印度、日本、巴西为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组成了“四国战略联盟”；南非、印尼发起的“亚非新兴战略伙伴关系”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尽管“金砖国家”中的各国体制不同、国情不同、发展规模和速度不同，但却因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相同的战略利益建立起某种合作机制，成为当今全球治理体系中一支强有力的新生力量。

　　总之，全球化带动世界进入了一种新型治理体系，即一种以全球广泛参与、国家共同治理为核心的新型体系，而非霸权或强权治下的体系，从而实现全球范围内应对冲突、解决问题和达成目标的根本性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