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赋予社会学以双重学术使命:一方面,要从规律层面解答:不同社会群体能够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存共荣的社会共识是如何达成的;另一方面,要从逻辑层面阐明:处于世界复杂格局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特有怎样的理性。

　　如今,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互联日趋频繁。当我们试图对其作出阐释时,不仅需要识别源自不同文化、文明背景的经验机制、社会基础,而且要针对不同制度安排、价值体系、运作逻辑的实质寻求贴切理解。这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变化,既与现代性危机、治理赤字、全球化受挫及价值多元化带来的新挑战相关,又深受各国的不同认知和反应等影响。

　　全球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单一过程。近现代史上的全球化始于英国的“贸易全球化”,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式“金融全球化”。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从来不乏各行其是的全球化理念。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意在通过放大全球化的益处来串联各国,进而实现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这是东方智慧给出的不同于西方“丛林法则”的发展道路。我们要诠释好这个新的全球化发展路径,需建构与其相应的话语系统,而不能套用西方经验和概念。

　　坦率地讲,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在构建和发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作了很多努力。但是,我们对思想理论、分析手段与实际要求之间的距离,未有清晰的把握。不仅缺乏“共享的问题意识”“共建的研究格局”和“共通的话语体系”,而且对于造成这种认识不足的深层原因,尤其是对“路径依赖”问题的实质性反思还远远不够。

　　于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创造的东西关系,即“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预设,被长期应用于社会学研究中。有人甚至还习惯了以西方文明过程来理解东方文明的发展,而忽略了对后者的实质性认识。就此而言,要揭示中国社会的独特理性,需要对西方经典理论源起及其依据局限性进行再认识。

　　在此基础上,深刻认识丰富多彩的中国社会,还对解析多样化问题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为此,需要打破社会科学内部各自封闭的界限,突破狭隘的思维定式,以形成新的合力。同时,我们迫切需要审视自己的回应能力,也迫切需要在构建中国话语时“补课”。

　　一方面,在多种学术传统、学术流派、学术立场和方法原则的并存中,应开放讨论的边界,互通有无、交流合作,进而形成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以回应中国乃至世界转型的核心问题为导向,构建能与时代巨变所激活的思想空间相适应的研究格局。

　　此外,我们还需深耕和拓展转型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尤其要在应对全球化冲突、移民问题、资本扩张、信息技术革命等全球议题中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同时,推动在共通话语体系中的对话,使基于中国社会生活实践的理论思考能够不断走向成熟。

　　(作者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本文原题为《中国转型社会学话语建构的时代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