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的21世纪,“一带一路”战略理念的提出和部署实施,在中国国家战略设计上具有“返本开新”的重大意义。

　　2013年9月份和10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至此“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逐渐明朗化,进入了国家化磋商、准备启动和实施阶段。今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从历史视角看“一带一路”战略,除了时下热议的外交、交通、投资、物流、贸易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需引起关注,即它还是对中国历史上一直解决不好的西北与东南关系的再平衡。

　　在题为《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的演讲中,郭成康教授曾特别提到一个历史细节,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第六次南巡来到杭州,颁发了著名的《南巡记》,将他50年来帝王生涯归纳为“做了两件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西师”是指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两次进军伊犁,最后平定准噶尔的战争。“南巡”是指他一生六次到江浙巡视,成功地笼络了当时经济文化核心区的人心。郭成康对此评价很高,“在客观上,也就锻铸了超越千古的大一统丰功伟业,使中国广大地区实现了百年的和平和安定。”

　　近代以来,各种海盗蜂拥而至,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的战略重点被迫从熟悉的陆地转移到陌生的海上。但实际上,即使在西方列强黑云压城、满清帝国大树飘零的嘉庆、道光年间,一批真正有战略眼光的学者仍在关注着苍茫的大西北,由此还诞生了一门以中国边疆地区的地理沿革、种族关系、行政与武备等为中心的新学术——边疆史地研究。如祁韵士编撰的《蒙古王公表》《西陲总统事略》《藩部要略》,徐松则编撰的《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等,这说明当时一些深谋远虑的学者和乾隆大帝一样具有“西师”的战略眼光。其中最值得纪念的是龚自珍和魏源,前者除了编撰《蒙古图志》外,还写下了充满政治与军事智慧的《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与人论青海事宜书》等。而后来以研究海防知名的魏源,也是从编著关注边疆民族的《圣武记》开始的。原因就在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辽阔陆地和海洋的泱泱大国,它的“西北”和“东南”都是极其重要和不可偏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