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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晋商的开放精神
2017年09月06日 13:14 来源:山西日报 作者:王清宪 字号

内容摘要: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发表重要讲话,特别谈到晋商精神,总书记说,历史上山西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彰显的就是开放精神,要求山西弘扬晋商的开放精神,努力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各地的商人本不明白为什么山西的商人那么会赚钱?到山西会馆来多了,他们发现,原来山西的商人供奉关公。晋商以其开放发展的商业意识,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卓绝的商业魄力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不拘泥于原有制度系统的固定模式,在经营环境尚未发生重大变化前,以开放前瞻的眼光,把握制度创新的有利时机,促进和保障了制度系统的开放,进而保障了制度系统的有序性.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骆惠宁书记深刻地指出:“山西发展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开放不足,必须大力提高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开放意识、开放素质和开放能力。

关键词:开放;经营;商号;制度;关公;山西商人;晋商有;票号;文化;股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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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发表重要讲话,特别谈到晋商精神,总书记说,历史上山西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彰显的就是开放精神,要求山西弘扬晋商的开放精神,努力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晋商的源起,注定了其经营的开放基因;晋商有开放的企业内部制度安排;晋商有开放的组织机构形态;晋商有开放的商人组织形式;晋商精神的核心:开放和诚信;山西要充满开放发展的文化自信。

  晋商的源起,注定了其经营的开放基因 

  晋商是一个历史概念。我们今天所说的晋商,一般是指发端于明初,发达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

  大家都知道,晋商最辉煌的时期是票号。而票号则集中在太谷、祁县、平遥一带,这大约到了明末清初的时期。作为一个商帮,晋商的兴起在元末明初。明朝立国后,在北方雁门关一带戍边。为解决从全国调集粮草路途遥远、成本又高的问题,便在山西实行了开中法,即:由山西的商人就地从本地组织粮草送到边关,由皇家根据粮草的多少发给商家盐引,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经营盐运的配额。商家便拿盐引到运城盐湖的盐运司去领取等额的食盐去贩卖,收回本金获得利润。而贩盐,自然就是远离故土,长途贩运。所以,晋商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即:通过流通获利的行为,而不是生产加买卖的行为。主要通过货物流通来赚钱的经营方式,就决定了晋商经营必然具有开放性的特点。

  大家都知道,关公是武圣人,同时又被称为武财神,今天很多商人都会请一尊武财神在家里祭拜。关公是如何从武圣人成为武财神的呢?对此有很多解释,但都似是而非。我研究的结论是:关公由武圣人变成武财神仍然和盐、和晋商开放的经营方式直接相关。前面说到从明初开始,晋商的商帮以贩卖河东池盐开始崛起。古代的长途贩运最怕的是响马的打劫,为了贩运和自身的安全,盐商行就要请尊保护神。请谁来保护呢?当然请关公是最恰当的了。关公既是忠义神勇的化身,又是河东这个运盐出发地的山西老乡。于是,便请一尊关公像,放在车队的最前面。运盐的车队到了目的地,关公像便被商人置于尊位供奉起来,一日三餐,焚香鞠躬示敬。随着山西商帮的兴起,很多节点镇设立了山西会馆,作为山西商人聚会议事的地方。当然,也是当地的商人与山西商人聚会谈判的地方。

  各地的商人本不明白为什么山西的商人那么会赚钱?到山西会馆来多了,他们发现,原来山西的商人供奉关公。于是,不究其详,回到家里便也请一尊关公像供奉。时间一久,传之愈远,关公便从保护安全的武圣人,演变成了保佑发财的武财神。到今天,海外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的华裔商人,敬关公求发财甚于内地。这一点,可以作为晋商开放的经营模式和开放精神特质的一个旁证吧!

  晋商有开放的企业内部制度安排 

  五百年的晋商辉煌,必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之一,就是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的开放性。

  一是引进人才,实行“经理制”。晋商商号职员的设置历来“因事设人”,杜绝“因人设职”。晋商在普通员工的选择上秉持开放的人才选用机制和观念。

  晋商在各地广设分号,机构日趋庞大,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合一的经营模式,难免出现管理效率低、内部运营成本高昂的弊病。晋商以开放的经营智慧,创新了人事管理制度,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理制”,突破了所有者自身能力的限制,建立起高效、有序的运营机制。在“经理制”下,资本所有者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是授予掌柜资金运用权、职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委托掌柜具体管理。财东充分信任掌柜,日常经营活动一般不具体过问,令其放手经营。

  “经理制”打破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闭经营管理模式。经理人的选择,突破了家族、宗族、本村的固有限制,是晋商开放意识在企业管理上的具体体现。

  二是引进资金,实行“股份制”。晋商的“股份制”萌芽于明代,大兴于清代。晋商早期实行的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远远不能满足大商业、大流通下的资金需求。晋商适时调整,不拘于本家、本族、本地,拓展融资渠道,广纳闲资,形成“股份制”这一开放的资本组织形式。开放的股本结构,使晋商突破单纯依靠资本自身积累的局限,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充实资本,形成互利共赢、风险共担、休戚与共的接近现代股份制的商号。

  晋商还开创了“人身顶股制”这一独具特色的人才激励机制。经理的身股和财东的银股一样具有分红权,内部员工也有一定的身股,并据创造价值大小酌情增减。这种制度将员工利己性动机与商号经营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度设计,蕴含着企业与员工利益共享的开放的大利益观。

  区别于“顶身股制”的收益股份,在资本股份下,股东凭其银股多寡分享商号、票号利润,影响其运营方向,并担负着相应的亏赔风险。同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公财与私财不分”数千年来固有之商业习惯,财东对企业财产控制权与财东个人财产控制权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财东将其个人私有财产作为股本投入商号、票号,与其他出资者的资本融合为一体,成为企业资本时,便失去了这部分资金的自由支配处置权利。作为一种融资和收益分配制度,晋商股份制已明显不同于独资、一般合伙等传统制度,而更多体现了现代企业精神,也体现出晋商开放的经营思路与高超的管理智慧。

  引进人才,引进资金,为晋商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晋商制度安排开放性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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