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出版热是近年来我国图书市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历经20世纪80年代的复苏，再到90年代的长足发展，传记写作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达到了繁荣状态。除大量文艺名人、体育明星涉足作传的行列之外，历史上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人物也纷纷被成书立传。仅就现当代文学的视野加以考察，部分有代表性作家的传记也达数十部甚至近百部。然而，现实阅读中常常遇到的“传”和具体言说时的“传记”“传记文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语义模糊甚或概念混淆的问题。

　　“传”是中国传记文学的起始称谓，较早出现同时又取得突出成就、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当属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由于古汉语中的单音词可以表达意义，“传”一直为后代写作者使用，时至今日，仍然看到其可以作为各种人物传记的通称，如人们习惯将成书的传记称作“某某传”。不过，如果从学科归属特别是从当代学术界关于“传记”概念存有争议的角度上看，古代的“传”和后来的“传记”以及“传记文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正如一些研究者对比中西方传记区别时指出的，“史传合一”是中国传记的特征，即“中国的史学是以人物传记为重心”，并且“把传记当历史来写”。可以说，“传”是中国古代史书特别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后人考察前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和参考依据。中国古代“传”的写作情况决定其只能属于历史学科的范畴，并在具体书写时重视传主生活时代的历史，忽视传主个性的描写。中国古代形成的“传”传统对后世的传记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在当代仍有部分学者坚持强调传记的历史属性。

　　与“传”相同，“传记”一词也是古已有之。但从其表示记载一个人生平事迹的文字或文章、文体的角度来看，“传记”已涉及史学和文学两个范畴，并具有体裁意义。赋予“传记”概念全新解读、充分展现“传记”现代特征以及“传记文学”一词的顺势出场，则是20世纪的事情了。胡适在1914年9月23日留美期间的日记中最早提出了“传记文学”的概念。1930年6月他开始写自传，后在结集为《四十自述》的“自序”中提到这“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后来他在一次讲演中仍以“传记文学”为题，并开宗明义地指出，传记文学是当时最为缺乏的一类文学样式。作家郁达夫曾分别于1933年、1935年发表了《传记文学》和《什么是传记文学》两篇文章，倡导“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结合胡适、郁达夫文章中的说法，大致可以看到：两位倡导者都提倡“传记文学”，但在具体行文中却常常呈现“传记”与“传记文学”的概念互换，这种情况反映出“传记”与“传记文学”在使用时的一致性，而今天在一些关于传记文学研究的专著中，“传记”与“传记文学”两个概念常常因汉语使用习惯的原因而被认为内涵是相同的、没有区别，也属于此列。同时，两位倡导者在提倡“传记文学”的过程中，明显受到西方传记写作经验的影响，这一现象其实反映了中国传记书写在走向现代阶段过程中汲取了域外文化资源，现代的传记和传记文学在本质、写法、目的上都与古代的“传”有所区别，应当在考察其变化的基础上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重新界定。而传记写作在20世纪30年代初现繁荣，胡适、郭沫若、郁达夫、沈从文、谢冰莹等纷纷撰写自传，以及诸如《郭沫若评传》《丁玲评传》等“评传”类著述大量出版、流传至今，也需要学界对于“传记”和“传记文学”进行时代性的“重述”。

　　“传记”和“传记文学”是有区别的，且随着当代传记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明显。王成军在《中国传记诗学研究》中结合传记的发展和中西传记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传记文学不妨定义为“艺术地叙写真实人物生命旅程的文学形式”。他进一步阐明，“传记”名称，是个种概念；“传记文学”也可称为“传记”，如“传记文学家”往往简称“传记作家”，而“传记文学”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体名称。也就是说，“传记”包括“传记文学”，“传记文学”隶属于“传记”，两者关系好像“文学”与“小说”的关系，在泛指情况下可以通用；从严格意义上说，将“传记文学”称为“传记”没有任何问题，但将“传记”说成是“传记文学”则需要审慎地考察言说时的语境。毕竟，“传记”在具体展开时可分为“自传”和“他传”两个基本类型，而这两个基本类型具体到文本时又可进一步划分出多个类型，而“传记文学”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难涵盖“评传”“日记”“年谱”“回忆录”“口述史”等传记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