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几辈子“破烂王”的袁家，到了袁裕校这一代，终于当出了名堂：6年前创办了家庭博物馆，他们家百余年来舍不得扔掉的旧物件，以及翻山越岭淘来的“破烂”——3万余件“宝贝”，再也不必分藏多处，终于登堂入室。

　　坐落于湖北宜昌夷陵长江大桥南岸，长江边的袁裕校家庭博物馆闹中取静。这儿以前是长航红光港机厂的子弟中学，闲置多年，仍保持着当时的模样。

　　只不过，当年子弟中学输送的，是走向未来的人才；如今家庭博物馆展示的，是往昔百年的时光。

　　过去与未来，在这个青砖院落里交汇。推开博物馆的红铁门，时间的味道扑面而来，这是在踏入一个普通家庭百余年来的历史长河，也是在穿行现当代中国的时光隧道。

　　“这儿有我爷爷解放前要饭的碗、弹棉花的弓，我父亲在抗战时期当背夫用过的背篓，我使用过的‘大哥大’、BP机，我女儿使用过的苹果手机、电脑……”对55岁的袁裕校来说，每一个老物件都能打开记忆的闸门，都能讲述“我爷爷”“我父亲”“我自己”或者“我女儿”的故事：祖父是个“睁眼瞎”，父亲读过私塾进了城，自己辞职下海最折腾，女儿加入海归潮……

　　“在馆主的介绍下，很多我从未见过的老物件都变得鲜活、明丽起来，让人仿佛听到了缝纫机吱吱呀呀的踩板声，60多年前的搪瓷盆似乎正等着有人倒热水……它们走过漫长岁月，汇聚于此，奏响了一曲属于中国亿万普通家庭的交响乐。”一位来自宜昌五中的“00后”学生参观后发出感慨。

　　岁月回响，随袁裕校进馆，四代人的悲喜忧乐，在他的讲述中真切再现。

　　从田埂上走来的昨天

　　年代久远，有些场景注定无法复原，但每次讲解，都得从这个不能用实物再现的场景开始，所以我制作了一幅爷爷当年在看官府布告的示意图。

　　祖父袁之仕，19世纪末生于湖北宜昌兴山县古夫镇丰邑坪村，曾祖认为儿子生来聪明机灵，盼望他将来能出仕为官，故取名“之仕”。然而，人多口阔、家境贫穷，袁之仕不仅一生没有做官，连学堂门也未进过。结婚时，只有一间草房，他看中了附近窑场一间废弃的工棚，经主人同意后，将其整修作婚房。

　　那是1930年，袁之仕进兴山县城买东西，见众人围观一张布告，他也挤进人堆里，想知道布告上说些什么。但他不识字，于是问旁人。

　　旁人没好气地吼道：“问什么？你长着两个黑窟窿（眼睛）自己不会看？你是‘睁眼瞎’？！”

　　年轻气盛的袁之仕像挨了一重棒，气得回家就躺倒在床，不吃不喝。他发誓：子孙后代“一定要读书、学文化、不当‘睁眼瞎’”。

　　用现在的眼光看，爷爷是当地的“能人”：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到古夫镇帮工。在香溪河码头当过搬运工，帮大户人家推磨、舂米、砍柴，脏活、重活都干，挣点零钱补贴家用。尤其是后来到外地学会了种棉花，还学会了弹棉花、纺棉线等技术，而当时同一块地种棉花的收入，要数倍于种苞谷。博物馆展示的纺车、编织机、织带机、弹花弓等，都是从他那时传下来的。

　　我父亲袁名龙是爷爷的次子，1922年出生，8岁启蒙后未读半年便退学；9岁再上学，未满一年又辍学。成年后，他被国民党抓丁服苦役。一直没放弃读书，断断续续地读到27岁，1949年从兴山县简易师范毕业。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求才若渴，简师毕业的父亲在当时也算是个文化人，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兴山支行农贷员，有了稳定工作。由于母亲是农村户口，家还是安在丰邑坪村，土改时分得土地6.7亩。家里，母亲是主要劳动力，父亲工休时也赶回家帮忙做农活。1957年，父亲定为行政22级，月工资43元。父母共生了12个孩子，活下来3个，我最小，母亲生我时已45岁。

　　爷爷和父亲给我留下的，有民国初年的税票，有土改时的地契，有人民公社时期的工分表，也有早年的工资单。家中每个人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环节、每个过程都“有据可查”。现在回头看，这其中有勤俭持家之道，可能也有谨小慎微的百姓必须处处为自己“留证”的考虑。

　　打我记事起，听爷爷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捡到”，这几乎是他的口头禅。“捡到”，在兴山方言中是收存的意思。在村里，在路上，看到一根铁钉、一颗纽扣、一块布片，甚至一截麻绳，他都要捡回家。爷爷把“不准丢弃任何使用过的旧物”作为一条家训教育后代。

　　父亲的“捡到”习惯可以说是“变本加厉”，他当年从事农村信贷，需要经常下乡，他用过的水壶、帆布挎包、手电筒、草鞋，至今保存完好。他“捡到”的丰收期是在三峡大移民时，那时兴山县城要从高阳镇搬到古夫镇，我们村几百户人家要搬进移民新居，很多人家的旧家具、破铜烂铁等，都要处理。我父亲就当起“破烂王”，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浑身灰扑扑的，高兴得像发现了宝藏似的。

　　早在我读小学时，邻居就背后叫父亲“破烂王”。他让母亲给他的衣服多缝了几个口袋，只要出门回来，口袋都满满的，堆得家里满满当当。我那时很烦：什么旧东西都舍不得扔，什么破烂东西都往家里带。

　　“留着，这些东西以后对你有好处。”至于什么好处，父亲没有明说，算是留了个悬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