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7年我国首次提出干部财产申报，到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开先河推行干部有关事项公开试点，全国已有数十个地方(市县区)开展了相关试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然而，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一年来，试点进展依然缓慢，有的地方昙花一现，更多地方陷入“搁浅”状态。

有限的公开呈现多重不足

　　2009年至今，全国已有近40个地方开展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试点。从实践看，这些试点地区的具体做法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公开层级低。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黄卫平分析，从开展试点地区的政府层级来看，80%是县级政府，20%是地级市政府。由于试点多为县级单位，受人事管辖权限制，科级干部成为试点公开的主要群体，处级已是最高级别。此外，公开主要针对新提任干部，只有广东珠海横琴新区、浙江慈溪市、江苏徐州贾汪区等地实现了全覆盖。

　　二是公开方式上以内部公开为主，社会监督有限。珠海市纪委宣教室主任万爱国介绍说，横琴新区采取“分层公示、设权查阅”的方式进行公示，在党政机关内部公示期限为4个月。记者走访此前宣布要向社会公开的广东韶关始兴县了解到，最终采取的是机关内部公示栏公开的形式。

　　三是申报内容虽扩容，公开信息却有限。从2013年开始，横琴新区申报公示的内容由7项扩展到15项。黄卫平说，尽管很多试点地区申报的内容较多，但公开比较模糊，缺乏明细。比如收入主要限于工资收入，房产仅说明几处，没有面积、位置信息，汽车也只涉及数量而没有品牌、价格信息。

　　半月谈记者在始兴县太平镇政府政务公开栏公开的信息看到，公开的只是工资收入，不涉及其他财产：“党委书记、人大主席团主席工资2100元、岗位补贴标准620元、通讯补助(移动加固话)360元；镇长工资2082元、岗位补贴标准620元、通讯补助(移动加固话)360元……”

　　四是在公开的监督上，问责缺失，鲜见瞒报、不实申报的受惩处。曾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广州番禺“房叔”案中，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实际拥有21套房产，申报却只有2套，如此瞒报，有关部门却是等到网络曝光后才核查到。而事后证明，核查不过半天即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