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19世纪前，人们只能从《圣经》和古典学家的作品中知晓一些关于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故事。然而，随着近东考古学的创立和发展，两河流域的大量文物得以发掘出土，并收藏于诸多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些出土文物，就不可能有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复活”。

　　大英博物馆收购大量文物

　　世界上拥有两河流域文明藏品最多的博物馆是大英博物馆，它的中东展馆藏有30多万件两河流域文物，其中包括13万件楔形文字泥板文书。数量如此庞大的藏品主要分两个时段陆续进入大英博物馆，一是19世纪中期，二是20世纪上半叶。

　　1825年，英国人克劳迪亚斯·里奇从伊拉克将大型人面飞牛石像、精美的亚述浮雕和若干楔形文字材料运到伦敦，轰动了整个城市，大英博物馆出资1000英镑买下这些来自东方的艺术品，展出后产生了强烈反响。1845—1851年，英国近东考古学之父奥斯丁·莱亚德在伊拉克北部的尼姆如德（新亚述国王阿舒尔那希尔帕二世的首都卡拉赫）和库雍基克（新亚述首都尼尼微）进行发掘，出土人面飞牛神兽拉玛苏、亚述猎狮浮雕石板、沙尔马那萨三世黑色方尖碑。1852—1854年，他的助手霍尔木兹德·拉萨姆发掘了尼尼微的阿舒尔巴尼拔王宫，出土著名的“国王猎狮”浮雕石板，并在阿舒尔巴尼拔图书馆遗址中出土楔形文字泥板3万余件。这些无价瑰宝主要集中于新亚述时期（前911—前612年），目前都收藏在大英博物馆。1857年，楔形文字破译成功，标志着亚述学的诞生，同时也刺激了近东考古学家发掘楔形文字泥板的动力。1873年，大英博物馆的雇员乔治·史密斯在尼尼微遗址发掘出土了“洪水泥板”的残缺部分，冲击了学界对《圣经》洪水故事的理解。这一珍贵文物也被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1922—1934年，大英博物馆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组成联合考古队，由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负责，对乌尔王陵进行挖掘，出土大量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比如乌尔军标、扶树公羊、乌尔王棋、牛头竖琴，以及普阿比王后墓中的珠宝首饰（黄金短剑、黄金头盔、黄金酒杯、王后头饰等）。这些瑰宝属于早王朝时期的乌尔第一王朝（约公元前2600年），除部分文物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外，大部分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汉谟拉比法典石柱藏于卢浮宫博物馆

　　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收藏的两河流域文物中，最有名的无疑是汉谟拉比法典石柱。1901年，法国人雅克·德·摩尔根主持发掘苏萨遗址，出土一根闪长岩制成的石柱，上面刻写着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保存比较完整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除此之外，卢浮宫对两河流域文物的收藏主要集中于三个时间段：19世纪中叶、19世纪末及20世纪前期。

　　1843年，法国人保罗-埃米尔·博塔在伊拉克北部发掘了新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的新都萨尔贡堡的王宫，出土了大量文物，例如人面飞牛拉玛苏巨像。这些巨大石像被艰难地运到巴黎，摆放在卢浮宫博物馆的近东部。

　　1881—1891年，法国考古学家欧内斯特·德萨尔泽克在两河流域南部吉尔苏遗址（今伊拉克泰罗）的发掘，奠定了苏美尔学的基础，为苏美尔语楔形文字的破译提供了关键的物质材料。在吉尔苏的发掘中，出土了麦西里姆权标头、埃安那吞鹫碑、古地亚雕像和 2万多块苏美尔语楔形文字泥板，卢浮宫博物馆出资13万法郎，购得了这批宝贵文物。

　　自1933年起，法国将近东考古的重心从伊拉克转向叙利亚，在叙、伊边境附近的马瑞遗址建立了新的考古基地。马瑞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2900—前1759年，它曾经见证了古巴比伦王国的兴盛。该遗址出土楔形文字泥板数万件，除部分收藏在卢浮宫博物馆外，其余藏在叙利亚的阿勒颇博物馆。这些泥板是研究古巴比伦王国尤其是汉谟拉比时期最重要的间接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