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从事过多方面工作，但持续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一是领导财经和经济建设，二是负责党的组织、干部和纪律检查工作，后者又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年代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7年和改革开放年代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9年。在这两个时期，他对党的干部工作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干部工作思想。即使在其他时期，他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对党的干部工作给予过密切关注，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回顾和学习他关于我们党的干部工作的思想，不仅是对他的纪念，同时也有助于总结党的干部工作的历史经验，更好地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有关干部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促进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建设。

　　在当前形势下，回顾和学习陈云同志的干部工作思想，我认为有五个方面的内容特别值得重视。

　　一、党的干部路线要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

　　在延安时代，陈云同志依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思想，要求“组织工作要适合于政治路线的要求，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他说：党的干部工作部门对党的政治路线要有正确的了解，同时又要对具体情况有切实的了解。“只谈路线，不了解具体情况，是空谈。只知道具体情况，不了解路线，是盲目。要克服‘上级只谈政治路线，下级只谈具体工作’的缺点。”

　　党的政治路线有时会根据党面临的历史任务的变化而有所变化，遇到这种情况，干部路线就应当相应调整，与之适应。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此，党中央早在1938年就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打破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其中一个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正确看待知识分子。陈云同志说，有些地方对知识分子不敢放手使用，甚至排挤他们，是因为不了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的。”他强调：“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其政治路线简要说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那时，陈云同志虽然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职务，但对党的干部工作却十分关心。为适应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这条政治路线，他提出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主张。他针对当时新老干部青黄不接的局面，认为选拔年轻干部不能一个一个来，那样会有很多争论，耽误时间，要使它成为一个大方针，成千上万地选，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层级都要选；为此可以多设一些助理、帮办、副秘书长一类的职位，把他们先放到领导岗位上考察、锻炼。他就此写了一篇题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文稿，提出十二条建议，包括建议中组部成立青年干部局和技术干部局，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事实说明，陈云同志的这一主张对新时期干部队伍的“四化”和新老干部的正常交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力保证了党在历史新时期政治路线的贯彻。

　　陈云同志在呼吁成千上万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时，也提醒干部部门对“文化大革命”造反起家的、帮派骨干分子和打砸抢分子等“三种人”，一个都不能提。有的同志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说不清楚，还是“俱往矣”吧，意思是一风吹吧。陈云同志说不能“俱往矣”，要“俱在矣”。因为这些人都是能量很大的人，而且年纪轻，不能光看他们现在表现“蛮好”，只要今后时机适宜，必会兴风作浪。为此，他在党的十二大上着重指出，在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上要讲两句话：一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二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已经在领导班子中的，还必须清除出去。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一主张是颇为重要、颇有远见的。

　　改革开放后，有些干部出国考察，看见外国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等等，就认为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陈云同志高度重视这种现象，认为让这样的干部做领导工作，是难以全面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为此，他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大会发言中强调：“对于这些人，我们要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