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别于流行的以精英文化为大传统而以民间文化为小传统的文化传统划分，从中国文化自身特点出发，又有作为“道”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作为“术”的中国文化的小传统这一新的划分。如果说前者是指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儒释道的文化体系的话，那么，后者则为诸如中医、武术、气功、养生、堪舆乃至烹饪等的技术体系。也正是从这一新的划分出发，才使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之间以“辩证的滑转”取代了各执一端，并最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大小文化传统之观念。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别

　　一旦我们将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对应于中国古代的“道”与“术”，二者的分别就彰明较著。若加以概括，这种分别体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形上与形下之别。“形而上者谓之道”，这一出自《周易》的“道”的经典定义不仅颠扑不破，在中国的儒释道那里同样成立。在儒家，“道”是作为“善端”的隐而未彰的属性；在佛家，“道”表现为《心经》一言以蔽之的“照见五蕴皆空”；在道家，“道”是老子所谓的“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窈兮冥兮”的状乎无形影。与这种“道”的形上性不同，“术”指向形下性。中国医术离不开医诊的“望闻问切”，中国武术离不开形体动作的一招一式，中国气功则离不开“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的人体“器官”之“器”。

　　其二，心灵与身体之别。但凡中国文化的“道”都与心灵相关，从庄子的“心斋”到孟子的“尽心”，从佛教的“以心法起灭天地”到阳明心学的“致良知”，无一不是其显例。职是之故，才有了现代新儒家所谓“内在超越”论的推出。相形之下，中国文化的“术”则大异其趣，它是地地道道的“身体的技术”。中医是我们身体的治疗术，武术是我们身体的攻防术，气功是我们身体的养生术，而烹饪与我们身体的关系更是不言而喻。

　　其三，本体与工夫之别。所谓本体是指“心识”上世界“是什么”的真理，所谓工夫则为我们身行上“如何作”的技能。“道者，虚无之至真也；术者，变化之玄技也”，在中国文化里，“道”与本体相连，“术”则为工夫所系。用佛学的术语来表述，如果说“道”是中国文化的“慧学”，那么“术”则属中国文化的“定学”。故“道”与本体相连，“道”就是《易》的“太极”、《老子》的“大一”、孔子的“仁义”、佛学的“真如”，朱子的“天理”、禅宗的“自性”这些“究极义”；“术”为工夫所系，“术”就是中医的如何“辨证施治”、武术的如何“以柔克刚”、气功的如何“调息、调身、调心”这些“下手处”。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合

　　实际上，仅仅关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别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国文化既强调二者之别，又极其重视二者之合。正是基于此，才使中国文化以其二者“差异中的同一”的性质，成为不无和谐的有机整体，并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别有意趣、独树一帜。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合，同样可从三个方面依次展开。

　　其一，中国文化虽有形上与形下之别，但其同时又主张“下学而上达”，也即主张形上者恰恰通过形下者得以体现和通达。从《周易》的“幽明互见”，到《中庸》的“费隐无间”，从周公的“还礼于俗”，到孔子的“仁以亲显”，从庄子的“道在屎溺”，到禅宗的“烦恼即菩提”，从张载的“太虚即气”，到王夫之的“不可象者，即在象中”，无不可视为这一点的昭显。因此，王阳明曾指出“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在中国文化里，其形而上与形而下二者实际上是互为表里，初无畛域的。这一点也在“道”与“术”的关系上打上了鲜明的烙印。一方面，中国古人强调“道不离器”，形上之道正是寓居于形下之术里；另一方面，中国古人又主张“技进乎道”，形下之术又恰以形上之道为皈依。如，中国医术为我们通向的是“一阴一阳”的太极之道，中国武术为我们通向的是“以戈止武”的人伦之道，中国气功为我们通向的是“太虚即气”的太虚之道，而堪舆则为我们通向的是“天人合一”的生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