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夏炎

　　作者简介：夏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6年第4期 第115-124页

　　内容提要：唐后期，南贬北人之间存在一种互赠南方物产的风气。在一些独特的南方物产交换行为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某种南北互动信息。蕲州簟与文石枕的赠送既能够使双方的情感得以交织与升华，更重要的是使南贬北人在自己编织的礼物交换网络中逐渐找到了环境应对的手段与方法，在积极的个人调适中，使北人与南方环境逐渐融合。而斑竹杖与壁州鞭的赠送则具有南贬北人调适贬谪心态之功用，表达了他们对南方生存现状的强烈不满，以及逃离现实的深切渴望。在环境应对与心态调适的同时，郴笔、叠石砚与叠石琴荐的赠送又体现出南贬北人所持有的正统身份认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南北的整合趋势。南贬北人对南方主动的排斥与被动的适应，共同构成了唐后期南贬北人在南方的生存状态。这一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使得南北的差异与统一、冲突与整合不时发生着博弈性的变奏，这些历史细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唐后期南北历史的发展进程。

　　关 键 词：北人/南物/贬谪/士人/礼物馈赠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隋唐五代日常生活”(12JJD770016)。

　　唐后期，南贬北人(即贬官于南方①的北方士人)之间，存在一种互赠南方物产的风气。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礼物馈赠行为的背后，“南”“北”二字格外显眼，这自然令人想到了唐后期的南北问题。然而，唐后期究竟是南北差异与冲突占主流，还是南北统一与整合居主导，相关研究始终莫衷一是。②但是，如果我们基于上述“北人”与“南物”之间的授受关系而对唐后期的南北问题进行重新思考的话，或许能够更加深入地体察历史的细节，并对以往的结论有所修正。

　　本文中的“北人”选取了李嘉祐、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韩愈、柳宗元等人，他们均为肃宗至宪宗时代贬官南方的北方士人。很显然，这一行为主体的选择并非出于笔者的意愿，而是由于史料的局限所致，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这些人物样本所具有的地域、阶层、身份特征以及仕宦际遇均体现出十分丰富的变动性和独特性，而这些灵动的特征即反映了唐后期社会发展诸因素的某些侧面。因此，透过这些典型的南贬北人的礼物交换行为，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发现唐后期南北问题的某种历史走向。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些样本的选择依然具有从微观史走向整体史的研究意义。

　　既然要研究南北问题，就必须突出北人与南物之间的显著差异。因此，关于南贬北人相互赠送的南方物产，一定要是那些足以代表南方地域特色，又对北人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物产。经过筛选，我们将南贬北人用于馈赠的南方物产分为三类：一是日常起居用具，笔者选取了蕲州簟与文石枕；二是行走辅助用具，选取了斑竹杖与壁州鞭；三是文房用具，选取了郴笔、叠石砚与叠石琴荐。不难发现，上述物品明显是按照日常用途的标准而进行的选择与分类，然而笔者的意图却并非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我们之所以从当时品类繁多的南方礼物中选取上述几种作为研究样本，并将其作如此分类，实际上是一种基于这些南物品类中所蕴含的某种南北互动信息而进行的一种主观选择，而解开这些信息背后隐藏的历史线索便可以解答本文预设的问题：南贬北人选取的这些南方物产中究竟蕴含着何种南北互动信息？“北人”与“南物”之间的契合，又体现着唐后期南北问题的何种历史走向？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走进他们的礼物流动世界，去探寻唐人日常生活“微历史”中隐藏的“大历史”。

　　一、竹簟与石枕：环境应对

　　北人到南方最患“水土不服”，面对潮湿、闷热、瘴气、毒虫等南方特有的生存氛围，一些老弱病患之人，是极易染病乃至身死的。如韦几，“京兆杜陵人也……父挺，唐太常卿、扶阳男，出为象州刺史。君以年幼未仕，随父之官。属南方卑湿，因兹遘疾。其父命令还北，而君誓不违离。砭药虽加，膏肓靡效。以大唐贞观廿年(646)五月廿八日卒于官舍，时年廿一”。③唐中期，陇西天水人赵勔，“开元二年(714)，旅游巴蜀，遇疾卒于成都里之客舍，时年卅有八”。④华某夫人张氏，孟津人，“华公本江西之人也，因许昌罢职，夫人乃告公曰：君有江之旧亲，何不因暇而寻觐乎？公忻焉而应之曰然。遂与之俱游。夫人素有宿疾，及到水乡，土地卑湿，旧疴旋发，旬月而洄至宿之虹县，遂逝于舟中，享年卅四”。⑤此事发生于大中初年，张氏本来病弱，到南方后，便因“土地卑湿”而旧病复发，以致身死。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州治在今湖南零陵市)司马后，其母卢氏随之赴任，不久便病死于永州。柳宗元认为母亲的死因是“窜穷徼，人多疾殃，炎暑熇蒸，其下卑湿，非所以养也。诊视无所问，药石无所求，祷祠无所实，苍黄叫呼，遂遘大罚”。⑥实际上，即使是青壮年，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到南方亦会染病。元稹初任通州(州治在今四川达州市)即“染瘴危重”，⑦据当地人传言：“通之地，湿热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过半。邑无吏，市无货，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计粒而食。大有虎貘蛇虺之患，小有蟆蚋浮尘蜘蛛蛒蜂之类，皆能钻啮肌肤，使人疮痏。夏多阴霪，秋为痢疟，地无医巫，药石万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虑。”⑧这些描述虽不免夸张成分，但元稹对南土的不适应却是客观事实。

　　然而，如果我们简单地将以上几个案例视为北人在南方的普遍生活状态的话，则有以偏概全之嫌。这些应该仅仅是几个特例，只能说明南下北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存在染病几率，并不能说所有北人在南方就一定不能生存。所以说，南贬北人所要面对的，不是在南方能否生存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南方生存的问题。明确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在南贬北人对上述第一类礼物，即日常起居用具的选择中发现他们在南方的某种生存状态。

　　上文曾提到元稹初到通州，便身感不适，以致“虐病将死”。然而元稹又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任通州司马期间，其好友白居易与刘禹锡分别从江州(州治在今江西九江市)与连州(州治在今广东连县)寄来了南方的名产蕲州簟与文石枕，这让身心焦虑的元稹获得了片刻欢愉。对于南方居民而言，面对潮湿闷热的环境，竹簟与石枕的消夏功用十分明显，皮日休曾作《太湖诗·三宿神景宫》，其中就有“石枕冷入脑，笋席寒侵肌”⑨一句，足见此二物在特定时空下的意义。同时，在南方，竹簟与石枕的原材料又得地利之便，品质上佳，遂成为南贬北人对抗暑热天气的上选礼物。

　　关于白居易赠竹簟与元稹一事，白居易《寄蕲州簟与元九因题六韵》可为证：“笛竹出蕲春，霜刀劈翠筠。织成双纹簟，寄与独眠人。卷作筒中信，舒为席上珍。滑如铺薤叶，冷似卧龙鳞。清润宜乘露，鲜华不受尘。通州炎瘴地，此物最关身。”⑩此诗作于元和十一年(816)，白居易初贬江州司马。对于白居易的赠礼行为，元稹有诗和之，即《酬乐天寄蕲州簟》：“蕲簟未经春，君先拭翠筠。知为热时物，预与瘴中人。碾玉连心润，编牙小片珍。霜凝青汗简，冰透碧游鳞。水魄轻涵黛，琉璃薄带尘。梦成伤冷滑，惊卧老龙身。”(11)韩愈有诗云：“蕲州笛竹天下知”，(12)而蕲竹之色莹者最适宜做簟。《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载蕲州的长庆贡中便有“簟”，可见蕲州簟为当地土贡名产。蕲州簟的主要功能是去暑除湿，韩愈尤喜此物。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七引孔戣《私纪》云：“退之丰肥喜睡，每来吴家，必命枕簟”。韩愈在《郑群赠簟》一诗中写道：“自从五月困暑湿，如坐深甑遭烝炊。手磨袖拂心语口，慢肤多汗真相宜。日暮归来独惆怅，有卖直欲倾家资。”(13)此诗作于元和元年夏，韩愈时任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本来就“丰肥喜睡”，又值南方酷暑，急欲得到一件蕲州簟以解暑热。但由于制作蕲州簟的原料稀有，且工艺精湛，故非常人可以得到，韩愈虽身为官员，亦发出了“日暮归来独惆怅，有卖直欲倾家资”的慨叹。后来还是好友郑群送给了他一件蕲州簟，方解其燃眉之急。得到珍宝之后，韩愈对蕲州簟大为夸赞：“青蝇侧翅蚤虱避，肃肃疑有清飙吹。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14)韩愈的诗句将蕲州簟的独特功能展现得淋漓尽致。

　　关于刘禹锡赠文石枕与元稹一事，可见刘禹锡《赠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诗奖之》一诗：“文章似锦气如虹，宜荐华簪绿殿中。纵使真飙生旦夕，犹堪拂拭愈头风。”(15)此诗作于元和十三年，刘禹锡时任连州刺史，而元稹任通州司马。(16)刘禹锡赠予元稹的文石枕当为连州当地或近邻岭南诸州所产。以石为枕是唐代士人风气，当时，湖州所产石枕尤为著名。安吉县丞康士遐“于南山获桃花石，异而重之，珍于席上”，(17)其友人诗僧皎然特为此赋诗二首，其中《桃花石枕歌赠康从事》云：“六月江南暑未阑，一尺花冰试枕看。高窗正午风飒变，室中不减春天寒。主人所重重枕德，文章外饰徒相惑。更有坚贞不易心，与君天下为士则。”(18)诗中既道出了石枕之消暑功用，同时也借石枕传达了人生价值观。此外，皎然亦有《花石长枕歌答章居士赠》一诗：“楚山有石郢人琢，琢成长枕知是玉。全疑冰片坐恐销，间发花丛惊不足。赠予比之金琅玕，琼花烂熳浮席端。吾师道吾不执宝，今日感君因执看。”(19)章居士将花石长枕作为礼物送给了皎然，反映了当时以石枕会友的一种风气。刘禹锡将文石枕送给远在通州的好友，自然也是当时以石为枕的风气使然，而从白居易赠簟的事例来看，亦可将其推想为一种南方独有的赠礼之风。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些“北人”与“南物”放在当时南北互动的背景下加以审视的话，南贬北人应当在这两件南方物产上寄托着别样情怀。

　　笔者认为，竹簟与石枕分别从江州与连州送至通州的史实，反映了白居易、刘禹锡与元稹三人所具有的一种共同的南方生存状态。一方面，他们均持有对南方异样的生活环境，尤其是潮湿闷热气候的恐惧之情。即使唐代南方的生态环境已有所改观，经济文化水平已有所发展，但“水土不服”始终是北人难以抵抗的自然条件，无论从客观抑或主观的视角，均是北人适应南方的强大阻力，这一生存的消极性因素体现出南贬北人与南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在消极因素之中产生的一种积极因素，即这些南贬北人在自然困境中又在积极寻找对抗南方环境的有利工具，竹簟与石枕的使用就是他们试图对这种困境进行抗争的努力，这种生存的积极因素又体现了南贬北人与南方之间的调适与融合。

　　可见，竹簟与石枕的确蕴含着北人与南方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南贬北人又将其作为礼物相互馈赠，实际上又赋予了这些南物以更深层次的意义。从白居易诗中的“织成双纹簟，寄与独眠人”“通州炎瘴地，此物最关身”，到刘禹锡诗中的“纵使真飙生旦夕，犹堪拂拭愈头风”，再到元稹“知为热时物，预与瘴中人”，这些诗句不仅道出了送礼方对友人的关心以及受礼方的感激之情，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透过字里行间体察出礼物馈赠在特定时空下所具有的一种信息传递功能。在人类学的视域中，礼物的交换行为所建构的人际关系网络是研究的重点，如果按照这一理路对“北人”与“南物”的关联进行推衍的话，白居易、刘禹锡将这些抗暑佳品作为礼物送给远方友人的行为，就应当体现出南北调适努力的一种集体结合意愿。对于南贬北人而言，如果想与南方环境进行积极性地对抗与调适，个人的能力终究有限，因此，他们便通过礼物馈赠的形式，将礼物中暗含的环境应对信息传递给同处南方的友人，从而形成一种集体的对抗与调适意识。与此同时，元稹作为受礼方也在配合送礼方的这一结合诉求，积极向这一集体网络靠拢。通过这种礼物馈赠形式，既能够使双方的情感得以交织与升华，更重要的是使南贬北人在自己编织的礼物交换网络中逐渐找到了环境应对的手段与方法，在积极的个人与群体调适中，使北人与南方环境逐渐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