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时期，我国自近代以来形成的出版格局发生了全国性中心西移和区域性中心不断涌现等重大演变，并在此过程中表现了动态游移、扩展辐射、格局多元等重要特点。这一演变的发生是我国出版界应对抗战现实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时以及之后的中国出版格局。

　　关 键 词：抗战时期/出版格局/演变过程/演变特点

　　作者简介：吴潮，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赵晓兰，浙江传媒学院学报编辑部

　　我国现代概念意义上出版社的出现和编、校、印、发出版体制的建立，发端于19世纪上半叶，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时，大致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北平(今北京)、天津、广州等几大城市为次中心的出版格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和战区的推移，原来作为出版中心与次中心的城市先后沦陷，我国出版格局亦随之发生了全国性中心西移和区域性中心陆续出现等重大演变历程。这一演变的发生是我国出版界应对抗战现实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时以及之后的中国出版格局，在我国出版史上留下了风雷激荡的历史篇章。

　　一、抗战时期我国全国性和区域性出版中心迁移演变的基本描绘

　　抗战初期，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先后成为沦陷区，原有的出版格局被彻底改变。由于八年抗战期间战场形势变化多端，战区范围不断扩展，出版机构为躲避战火重整旗鼓，不得不在中国的大地上频繁地辗转迁移，这一游移性的迁移过程几乎贯穿抗战始终。从宏观层面上考察，我国的出版格局在抗战期间形成了全国性中心的西迁与区域性中心次第出现的动态性演变过程。

　　1.全国性出版中心的迁移与演变

　　(1)昙花一现的全国出版中心——武汉(1937年7月-1938年10月)

　　抗战初期上海出版中心解体之后，新中心的建立并未形成共识，各出版机构向外迁徙各行其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心的搬迁去处与交通枢纽所在之地，成为出版机构迁移时的基本考量因素。因此，上海沦陷后，广州、长沙、武汉等地都曾被列为重要的转移去所。

　　从抗战初期政治中心的走势来看，南京陷落之后，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国民政府一部分机构西迁入渝，但军事统帅部和相当数量的政府机关却驻留在武汉，这样武汉实际上成为抗战初期全国军事、政治的中心；加之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享有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便利，于是武汉自然成为抗战初期中国出版的中心城市。

　　依托长江航运的便利交通，上海和南京的各大出版社陆续迁移至武汉，使武汉以出版书刊为主的出版社由抗战初期的15家迅猛增至63家，当时我国最著名的民营报纸《申报》和《大公报》先后在武汉开设分版，其余民营的和政府机构的报刊也或在武汉创刊、或搬迁至武汉出版。“这样一来，武汉的报纸不仅数量很多，而且汇集了一批著名的大报，成为抗战初期的舆论中心。”[1]

　　同时，由于抗战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10月和12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先后在此成立；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发行，这是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份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报刊。这些状况的出现相较于抗战之前国统区的出版格局而言是一种丰富和改变。

　　1938年5月之后，随着战火向华中地区逼近，许多出版机构又开始陆续离开武汉内迁。1938年10月下旬，武汉陷落。武汉作为抗战初期我国出版中心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

　　武汉出版中心存在前后约一年时间，虽然时间短暂，但对于稳定甫遭战火惊魂未定的中国出版业界，盘整抗战初期的中国出版格局，动员民众宣传抗战，以及促进华中地区出版事业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