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流动是现代社会的特征 

　　世界上有许多人已不再如前人在某个地方或国家生活终生，他们的流动可能是跨区域，甚或跨国、跨大陆。中国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士将某些地方当作他们跨国生活的侨居点，如北京、上海、广州、义乌等地，都可以遇到“直把他乡当故乡”的外籍人士。他们在这些地方安了家，但却由于业务需要，必须奔波于国家之间。他们实际上同时在几个地方、几个国家，甚或几个大陆生活，如此，他们的生活便一直处于流动的跨国状态。同时，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也有不少中国人处于类似的跨国状态中，而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也吸引了国际学术界的兴趣与关注。当面对文化“他者”时，我们应当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意识，同时必须坚信所有人，哪怕其他种族在外貌和文化上与我们存在极大差异，但相同之处远远多于差异。我们都有着基本的道德规范与价值判断标准，同样具有尊严。

　　如果说流动是当下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中国境内又何尝不是如此。不同的是，前者通过“跨国”而凸显，后者则体现为“跨地域”。跨地流动之所以能与其他问题一起构成社会问题，则与一些地方政府过去不适当的治理方式有关。如果说阻挡跨国流动的是国境、海关的话，那么阻碍中国人口自由流动的则是户口制度。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与家乡。他们流入城市或者各类工业园区，寻求自身发展的机会和更为美好的生活。然而，长期以来便存在的户口制度使得大量流入非农业生产领域的农民成为了“农民工”——这一在字义上充满矛盾的身份标签表明了他们特殊的历史和社会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