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有其优秀的文化传统，热爱自然、虔诚、勤劳、单纯、顺从、忠实、不信来世，但他们缺乏理论思维，从属性强，派阀影响重，岛国根性，易走极端，对本民族以外缺乏同情心。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初的国家政策，是谋求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久便发生了畸变，走上了疯狂侵略扩张的道路。1874年入侵中国台湾，1875年侵略朝鲜，1879年吞并琉球。19世纪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究其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日本贵族领导的目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把统治集团的扩张政策通过御用文化变为社会思潮;加之日本缺乏深厚的哲学文化传统，只有比较原始的神道教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明治维新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然而却是在“王政复古”、“尊王讨幕”的口号下进行的，确立并强化了日本近代专制主义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国家神道”把崇拜天皇与奉行军国主义结合成一体，这是近代天皇制国家权力的宗教文化基础。它极力鼓吹“皇国精神”和“皇国之道”，说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应当统治世界，并使这种充满宗教迷信的理论，成为支配日本民众的思想武器，并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政策所利用。日本明治时期战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泽谕吉。他和普鲁士的特赖奇克有异曲同工之处，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近代文化的缔造者的福泽谕吉，晚年却成了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主张侵略朝鲜，进攻中国。他说，“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要“直陷北京城”，“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州”。当时日本的有识之士就指出福泽谕吉的主张是“企图变日本为强盗国”，“必将为将来遗留不可挽回的灾祸”。后来的发展果真如此。体现福泽谕吉后期政治、哲学的便是武士道精神。它深印在许多日本人的头脑之中，达到其权力和影响所及的社会各个层面。武士道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武士道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尚武和名誉的。但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儒教和佛教所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由神道教充分提供了。中国的儒学传人日本后，儒学中固有的民本等进步因素发生了畸变，代之以对“万世一系”天皇的绝对无条件的忠诚。森岛通夫说，“如果说中国的儒教是以‘仁’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为中心的儒教”。“仁”是有道德标准的，而“忠”是设有道德标准的。日本神道教是多神教，不论好人坏人死后都可以成神，其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的。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家永三郎评论武士道精神时说，“他们缺乏尊重人的生命的心情，满不在乎地残害生灵，具有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中世纪留下骑士阶层便投入到教会门下，从此销声匿迹。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作为封建制度的宠儿的武士道，在日本法西斯军队中得到安身立命之地，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忠实工具。武士文化是一种虚荣的、暴虐的幼稚文化。武士道本来就是武士争雄天下，崇尚杀戮的非人道伦理观，把军刀当作勇敢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这种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端，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虐杀狂的表现就是对别国人民的侵略与屠杀;自虐狂则表现为失败时剖腹自杀并逼迫伤兵和民众自尽。而这正适应了日本统治集团实行军国主义政策的需要。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使用最原始、最野蛮、最残暴的方式虐杀中国人包括老弱妇孺达2000万人之多，另有1500万人受伤，尤其是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的残杀更是令人发指。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侵略军在这种虐杀中体味到“人生的快感”。所有读过日本侵华暴行录的人，都不免要发问：他们为什么如此残忍、如此灭绝人性?根本的答案只能从国家政策和战略文化中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