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x' Criticism against Hegel' s Bureaucratic Politics 　

　　KONG Wei[1],ZHAO Yan[2] 　　( 1.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作者简介：孔伟，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北京 100872； 　　赵岩，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孔伟(1966—)，山东泰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副编审，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行政学研究； 　　赵岩(1963—)，辽宁锦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俄罗斯哲学和全球化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黑格尔认为，国家用自治机关和官僚机构来调节市民社会间的各种矛盾，官僚政治的基础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分离。马克思揭露了现代国家官僚结构的实质，即国家的形式主义及其虚假性特点，同时，驳斥了黑格尔声称的官僚是公正无私的，因此是一个“普遍的”阶级的观点，从而得出了官僚机构的特点是形式主义、等级制度、神秘性、自身终结和国家终结的一致性的结论。

　　Marx revealed the nature of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in the modern state,that is,formalism and fictitious in character.Meanwhile,Marx criticized Hegel' s claim that bureaucracy is honest and therefore represented the view of the general class.It was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at Marx concluded tha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are formalism,hierarchical power system,mysterious,and combination of being self-ended and state-ended.

　　关键词：马克思/黑格尔/市民社会/国家/官僚 　　Marx/Hegel/civil society/state/bureaucracy

　　法哲学是黑格尔精神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哲学是由抽象法、道德和伦理三部分组成。黑格尔将家庭和市民社会理解为客观精神的有限形式，而国家则是客观精神的无限形式和最高的表现，是理念的真正体现。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想像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由于黑格尔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最终导致国家观的神秘主义观点。官僚机构是市民社会的国家形式主义，马克思驳斥了黑格尔声称的官僚是公正无私的，因此是一个“普遍的”阶级的观点。在国家理论中关于官僚政治的论述，黑格尔表现了形式主义、等级制、神秘主义、自身终结和国家终结的特点。

　　一、官僚机构是市民社会的国家形式主义

　　(一)官僚机构的功能和机制

　　黑格尔认为，国家用自治机关和官僚机构来调节市民社会间的各种矛盾。前者把个别的私人利益集合成群体以对国家产生压力；后者在国家和这种私人利益之间进行斡旋。“关于官僚机构，黑格尔指的是一个更高的社会公仆的机构，这些公仆是从中产阶级竞争中吸收进来的。托付给他们的是协调普遍利益、保卫国家团结的任务”。[1] (P121)

　　在黑格尔看来，自治机构和官僚机构的目的是去调节市民社会中的那些不一致的目标，使之变得和谐一致。官僚机构是行政权实施的行政机关。官僚政治的前提首先是市民社会通过“同业公会”而实施的“自治”。官僚政治的基础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分离。

　　马克思谴责这种想像的和谐不能解决现实的矛盾，最多只是掩盖历史决定的对立。黑格尔很好地理解了中世纪等级的消亡、工业增长和全面经济战的过程。但是由于他不过是试图构造一个形式上的国家统一体，他只是创造出一种更进一步的异化：已经在君主制中异化了的人类，现在在日异壮大的行政和官僚机构的势力下，异化得更厉害了。黑格尔所讲的一切都是对官僚机构的一种经验描述，其中一部分符合实际情况，一部分是官僚机构对自身存在的看法。官僚机构的形成绝不是为了实现协调的使命，而是使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马克思驳斥了黑格尔所说的官吏是公正无私的因而是“普遍的”阶级的说法。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了过来，他说，虽然官吏们的职能在原则上是普遍的，但在实际上这种职能最终都变成了他们的个人私事。过去，官僚机构站在君主一边，反对同业公会和分离主义：“一切结果总是反对自己的前提的存在的，在‘官僚机构’成为一项新原则的地方，在国家的普遍利益开始成为‘独立’自为的因而也是‘现实的’利益的地方，官僚机构总是反对同业公会的”。[2] (P300)然而一旦官僚机构占了上风，它就需要经常维持这种分离存在，以便证明它自己存在的合理。因为“在社会中创立了同业公会的那种精神，在国家中创立了官僚机构。因此，对公会精神的威胁也是对官僚精神的威胁；如果说官僚机构过去曾经为了保证自己生存的地位，而反对过同业公会的存在，那末，现在它为了拯救公会精神，亦即它自己的精神，就力图用强力维持同业公会的存在”。[2] (P300)

　　因此官僚机构在国家、国家的意识、意志和权力中形成特殊的闭关自守的集团。官僚机构在反对同业公会的斗争中必然胜利，因为每一个单独的同业公会都需要官僚机构来反对其他的同业公会，而官僚机构却是自给自足的。简言之，“同业公会是市民社会企图成为国家的尝试，而官僚机构则是那种确实使自己变成了市民社会的国家”。[2] (P301)因此，为了解决问题而存在，然后又为继续存在而产生问题的官僚机构，在自身中达到了终点，且一事无成。正是这一过程说明了官僚机构的一切特点：形式主义、等级制度、神秘性、自身终结和国家终结的一致性。

　　马克思用一段话概括了这些特点，这段话的洞察力和议论的精辟值得详细引述：“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既然官僚机构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所以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目的相冲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2] (P301-302)

　　同业公会是官僚机构的唯物主义，而官僚机构则是同业公会的唯灵论，同业公会构成市民社会的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则是国家的同业公会。因此，实际上官僚机构把自己即“国家的市民社会”，和同业公会即“市民社会的国家”对立起来。

　　马克思认为，只要那种不是单纯反对前提的存在而是同时反对这种存在的原则的新原则一经出现，结果就开始为本身前提的存在而斗争。在社会中创立了同业公会的那种精神，在国家中创立了官僚机构。因此，对公会精神的威胁也是对官僚精神的威胁；如果说官僚机构过去曾经为了保证自己生存的地位，而反对过同业公会的存在，那么，现在它为了拯救公会精神，亦即它自己的精神，就力图维持同业公会的存在。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完全没有考察官僚政治的内容，只是给官僚政治的“形式的”组织作了某些一般的规定，而官僚政治的确是在它本身以外的一种内容的“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