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几乎将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哈贝马斯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对马尔库塞的观点做了回应。本文试图详细分析二者在此问题上的一致与分歧的地方，认为二者一致的地方多于分歧的地方，分歧是次要的。本文同时也注意到了二者对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分析是始终与对理性的分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关键词：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性/马尔库塞/哈贝马斯

　　对近代理性主义的重新审查构成启蒙反思的核心话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其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也始终遵循了这一理论思路。他们将其一系列理论主题牢牢地奠基于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及一种批判理性的重建上。这种探讨直接出现在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和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科学技术如何充当起意识形态的职能法兰克福理论家们的态度并不一致。本文希望一方面可以消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具有同质性观点的误解，然而另一方面也指出虽然哈贝马斯的文章是直接以挑战马尔库塞的命题为出发点的，但是两者的分歧实际上是论证框架和论证过程的歧异，而这种歧异并不影响两者在具体结论上具有相当多的一致之处。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点必须注意，这就是对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探讨始终与对理性的思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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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惊呼当代的发达工业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单向度的社会，而其中的人也已经变成单向度的人。这其中失去的另一向度是什么呢？是批判、是否定。批判否定是一种超越性的力量，是一种永远不满足于现状并超向于更美好的精神。一旦失去这一向度，那么在马尔库塞看来历史也就在这里终结了。那么这一向度又是怎样失去的呢？马尔库塞认为在这其中科学技术扮演了一种怎样的角色，他又是怎样将其分析紧紧地与对技术理性的批判联系起来的？

　　马尔库塞认为，理性是一个历史的不断演化的概念，“极权主义的技术合理性领域是理性观念的最后变形。”[1]马尔库塞所要重建的正是与这种技术理性相对立的批判理性，他认为这种批判理性的精神包含在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中。在《理性与革命》一书中他对黑格尔的理性概念给予了详细的分析。马尔库塞指出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中包含了一种批判否定的精神和一种颠覆性的力量。这种理性精神强调了同现实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它的合理性就在于它本身包含着一种寻求对现实的不断超越的精神上面。马尔库塞也据此规定了他对哲学的本质与任务的看法。在他看来，哲学思维的根本范畴就是理性，理性是哲学与人类命运联系的惟一方式。哲学试图去发现存在的最终和最普遍的根基。哲学起源于辩证法，它在本质上是对一个本身对抗性的的经验世界的反映。但它的和谐性也正在于此，因为它在反映对抗性矛盾现实的同时更是按照终极原因来构造的。“就那种对一个对抗性世界的经验指导着哲学范畴的发展而言，哲学是在一个本身断裂的（本体论的断裂）——双向度的——领域里运动的。”[2]但是理性的这种精神和哲学的这种辨证思维特点却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危机，批判理性已经为技术理性取代，哲学的领导已经被实证主义填满，技术理性已经为自己重新塑造了一个世界。

　　马克斯·韦伯曾经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合理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韦伯看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工具的合理性将会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总体上推动现代社会的合理化。但工具的合理性的发展也会造成物对人的统治、官僚化等消极因素，从而给现代社会合理化的过程投下阴影。马尔库塞沿着韦伯的思路继续思考。在《单向度的人》中他警告人们：“技术的合理性”正在转化为“技术的拜物教”并给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它们早就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都要用技术来加以设计。统治的这种目的是‘物质的’，因此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3]总之，马尔库塞认为，贯穿和体现在科学和技术活动中的这种技术合理性本身包含着一种支配的合理性，即统治的合理性。这也是科学技术能够充当意识形态的内在原因。

　　科学技术本身已经是有了足够的“邪恶性”，更何况它的巨大成功。发达工业社会依靠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它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切思想上和情感上的拒绝“服从”，都将显得神经过敏和苍白无力。“为了抽象的自由观念而拒绝福利国家，这很难令人信服。”[4]而马尔库塞认为恰恰相反，这个社会仍然是不自由的、是压制人的。而它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已经不再依靠传统的合法性来为自己辩护了，它将合法性基础移交给了科学技术，让科学技术充当意识形态。而事实证明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是成功的，它的要害就在于表面上的中立性，它的成功还在于它已经渗透进了广大人民的意识当中。

　　那么出路何在？事情还得从科学技术本身中来寻找解决之道。正如哈贝马斯说的“离开了科学技术本身的革命化来谈论解放，似乎是不可思议的”[5]既然对自然的统治与对人的统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从根本上就必须确立不同的自然概念，自然不再是我们剥夺的对象，自然是我们的生存伙伴。虽然自然仍然是作为客体而存在，但是，马尔库塞认为有两种支配的方式：压制的支配和自由的支配。“如果自然本身是科学合理的、合法的对象，那么它就不仅是权力理性的合法对象，也是自由理性的合法对象，不仅是统治的对象，也是解放的对象。”[6]当自然获得了这样全新的概念以后，科学“在保持它的合理特征的情况下，它的假说就可能在一个根本不同的经验联系中（即在一个和平的世界的经验联系中）得到发展。”[7]马尔库塞的这种想法遭到了哈贝马斯的嘲笑，在他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既然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那么反过来就必然会削弱马尔库塞前面分析的力度。哈贝马斯接过了马尔库塞的话题，但是他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讨论将遵循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