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在网上贴出文章《中国社会需要一致的是非观》，写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就是是非观。”我们判断问题，通过比较得出认知，如何认识历史，应当有怎样的观点……等等都和这个题目有关。茅先生是我敬仰的学者，这里希望作为他的学生，交上一份“作业”。

　　茅先生说的很对，世界所有战争和混乱都是和没有“一致的是非观”有关，而社会的文明有序首先要以“一致的是非观”作为基础。世界文明史数千年，人早就摆脱动物界而建立了人类社会，这些都说明这个世界是存在着“一致的是非观”，也就是共同的“价值观”。但长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宣传使不少人否认这一点，而是说“价值观”是有阶级性，这种论调是极荒谬的，实际上就是宣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否认人类的文明发展。吃尽了“阶级斗争”苦头的中国人是应当认真思考一下，否则真是要万劫不复了。

　　人们都把“五四运动”作为现代史的开始，认为西方传入的“民主”和“科学”是引起中国巨变的“催化剂”。“民主”和“科学”给西方社会文明带来极大发展，而为什么近百年中国战乱、混乱一个接一个呢？“民主”和“科学”都是在人类具有的共同“是非观”的基础之上的理念，而我们自恃是“文明古国”不屑于重视这基础的东西，才形成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尴尬局面，正因为没有认识到基本“是非观”的重要，至今为一些历史问题争论不休，甚至有回到混乱时代的趋势。

　　我们崇尚“科学”，引进“科学”，最重要的应该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建立讨论问题、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科学”就是西方提倡的以形式逻辑作为辩论问题的基础而形成的理论方法，这是科学思维方法上的基本“是非观”。“科学”并不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唯一方法，例如宗教思维就和“科学”无关，很多个人的情感问题也和“科学”没什么关系。但我们要用语言记录现实世界，要预测事物的发展，要互相交换“思维”，要得出“对、错”的结论，要建立“法治”社会，要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必须一致（例如法律条文、契约等）……，在这诸多的人与人相互联系和“博弈”中，都需要采用“科学”的方式方法。这些只是“科学”这颗大树最基础、最需要普及的东西。但我们引入“科学”的过程中，只是对科学带来的技术感兴趣，而忽视了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样引入的“科学”对自然科学在中国发展有作用，而对如何认识社会问题，如何认识“政治”问题，并没有帮助。这一点连中国古老文化都不如，孔子还知道“君子不器”。相关社会最有用、最重要科学知识是人类看问题，谈论问题的最基本的方式、方法。人们需要争论问题，需要对一些问题做出判断，要比较，要“综合”，要建立自己理论体系，所有这一切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也就是只有在共同的逻辑基础之上才会有“有意义的辩论”，促进共识。如果我们相互谈话没有基本的“是非观”，也就是没有基本的逻辑，有什么辩论的必要呢？例如说“防止我们的党改变颜色”，只有物体才有颜色问题，一个政党何来“颜色”？茅于轼先生有很高的科学修养，他的不少观点都透射了“科学”的素养，有不少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我没法了解这些人的思维方式，但我推想这些人中学的数学、物理成绩一定不是太好。再举个例子，但凡上过初中数学的人都知道“合并同类项”的规则，不同的“元素”是没有相加的意义，中国地理环境相差极大，各地耕地差别很大，不可能有准确的全国耕地面积，何来“严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意义呢？类似问题不胜枚举，很多关于社会问题的争论，用数理逻辑的道理去分析，问题出在哪里，一目了然。现在对一些简单的问题也争论不休，映射出的是从“五四”就引入的“科学”，其真谛就没有在民众中认真普及过，多年来中小学教育中有关“科学”的教学是很失败的。我们讨论、辩论、争论问题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是非观”，这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而是说话的基础，数学的基础，一切真科学的基础，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科学”，这是我们首要坚守的“是非观”。没有这个基础，一切谈论不会有“结果”，只有“指鹿为马”，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我们讲人类社会存在共同的“是非观（价值观）”是因为在人类社会这个“集合”中主要元素是“人”，“人”的存在就是“社会”。同时“人”又是一个生物体，必须由物质基础才能存活，古今中外，无论社会形态如何变化，“不可剥夺人的生命，不可剥夺人的财产（维持私有制）”应该是亘古不变的“是非判断标准”。然而在“五四运动”中传来西方马克思的新思想后，这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受到质疑，最终是天怒人怨，人间惨状丛生。“五四”之前，出现杀戮的直接原因无非是对物质财富的争夺，或者是皇权的争夺，而对这条基本底线的道德基础并没有动摇。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传入后，这一基本“是非观”受到质疑。“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消灭私有制”，这些理论观点的泛滥，动摇了人间最基本的底线，带来无休止的“人整人”的运动。这一造成人之间对立的理论使人忘记了这条底线，更不要说民主制度是建立在这基本底线上的。所以尊重人的生命财产是我们谈论问题必须遵守的“是非观”，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法则。

　　我们这里确定了谈论和辩论问题的两个基本“是非观”的共识，如果不愿意在此基础上谈问题，就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有必要谈论。社会出现问题，不靠“协商”解决，必然引发剧烈冲突，百年来的混乱原因在此。两个基本“是非观”是全人类包括中国社会的支柱，“五四”引入的“科学”和“民主”不过是这两个基础的“高级版本”，中国传统文化缺少这方面发展的基础，引入并没有错，但是在中国大地上栽了一颗砍掉“树根”的民主与科学的“大树”，没有根的“树”只能死去。“民主”、“科学”的真谛没有被接受，反而这两个基本“是非观”遭到质疑，成了社会混乱之源，对“民主”、“科学”产生动摇。茅于轼先生提出对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不能止步于平反，指出：“更为重要的是，过去当权者能把你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今日平反了事，以后还可能再把你打成反革命。大权在握，百姓有什么安全感？究竟我们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对此必须作出深刻的反省。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今天我们要让社会和谐有序，必须接上这颗“树”的根，也就是在讨论、争论时必须确立这两个基本“是非观”，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才可能取得共识，避免人们思维的混乱。

　　“珍惜人的生命”是古今中外没有什么争议的社会准则，为什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会出现大规模漠视生命的现象呢？两个基本“是非观”也是人本主义观点，既然是人，就不能伤害“人”。不能伤害人的身体，不能伤害人的思维（精神）。但人们常常关注了人的“肉身”，而忽视了人的思维，而“人”的思维受到伤害是大规模惨烈运动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进入二十世纪，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摆脱了为了个人生存所需物质而去参加战争或强制他人，也就是所有政治家们不可能像成吉思汗一样，直接号召跟随者去抢掠和占领他人财物和土地。革命历程中所有政治运动都“动员”起了群众参与，尤其文革几乎将所有中国人都卷入其中，这是极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毫无问题，人们参与战争和运动是由于“恐惧”，而这“恐惧”有来自真实的压力，而更多的是来自思维能力低，失去正确判断能力。就像一个幼儿，任何成人都可以使之“恐惧”。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冤案可以平反，人可以新生，财富可以重建，但思维能力的下降是最难恢复和增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