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鹏森，上海政法学院应用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

　　如果说在几年前强调维稳常被国内外一些人士讥为执政心虚，害怕影响政治稳定和执政地位，那么在今天，能否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已成了每个普通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当下中国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已威胁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是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稳定在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话题，而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了。

　　当前中国社会的不稳定现象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刑事犯罪率急剧增长与恐怖主义犯罪日益猖獗。中国在很长时间里都属于世界上刑事犯罪水平极低的国家。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刑事犯罪率急剧增长，增速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在各种刑事犯罪中，尤以残害儿童犯罪、个人极端主义犯罪和有组织恐怖主义犯罪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基本秩序。

　　第二，群体性事件频频爆发与冲击地方政府的集体抗争事件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急剧攀升，年均增长20%以上。群体性事件不仅面广量大，而且聚众规模不断扩大，表现方式日趋激烈，组织化程度越来越强，处理难度越来越大。与群体性事件相联系的是各种信访量居高不下，缠诉缠访事件不断增多。如何解决群体性事件和群众来信来访，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最为头痛的社会维稳任务。一些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不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发展成为矛头针对地方政府的集体抗争，在境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第三，公共安全事件从个别领域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普通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快速卷入一个风险社会之中。交通事故、医疗事故、药品食品安全事故、环境安全事故等，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像“雾霾”一样笼罩在我们周围。尤其是食品安全更是牵动国人神经，无论是奶粉、肉食、鱼类，还是人们每天餐桌上必备的蔬菜、水果，甚至馒头，都可能是有毒的，以至我们每天都在为能吃什么而发愁。据说在韩国首尔的国际食品展上，中国展位最大，却无人问津，冷冷清清，说明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举世皆知。风险社会本是一种世界性现象，然而，中国当下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却具有明显的“制度化风险”特征，它是一种制度缺失和制度失灵导致的风险，具有鲜明的人为性、市场性、技术性特点。

　　刑事犯罪、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这三个方面表面看来好像互不相关，但在本质上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它是当下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突出表现，也代表着社会不稳定的几种基本类型。有些事件更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当前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形成机理非常复杂，涉及其中的因素很多。但是，最直接、也是影响最大的因素还是价值扭曲与利益失衡，而在这种价值扭曲与利益失衡的背后，则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市场规则向社会全面渗透，国家治理能力严重不足与治理水平低下落后的共同后果。

　　（一）价值扭曲成为当前社会不稳定的普遍性影响因素

　　价值来源于客观事物内在结构的有序化要求，价值的本原在于物质世界自身。哲学家对于价值的主观或客观属性可能会因不同的观点而争论不休，但在常人的世界里，价值主要表现为对于主体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所谓价值扭曲既包括价值关系的扭曲，也包括价值观的扭曲。在价值关系中，突出表现是劳资关系扭曲，劳动价值严重被贬低，造成整个社会对劳动者的轻视，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低下，社会声望不断下降，甚至连劳动者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据调查，在上海，只有1%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从事蓝领工作，更不要说那些外来的进城农民工了。其次在产业政策上，实业企业的价值被严重贬低，各种泡沫经济受追捧。在这种扭曲的价值关系支配下，一方面是助长了各种投机取巧、炒作钻营之风，一个经营数十年的企业家所得，不如太太炒几个楼盘的暴利；另一方面是小微型企业和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受到严重挤压，导致一些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只有用违法的商业行为才能获得微薄的合理回报。因此，在这些严重威胁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背后，恰恰是价值关系的扭曲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失衡。

　　从主观方面来看，价值扭曲主要表现为价值观的扭曲。一个人、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价值观一旦确立便成为社会秩序的重要源泉，成为人们判断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由于社会的多元性，其所包含的价值也必然是多元的，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的最高需求是自我价值实现。在多元的社会生活领域中，不同领域有不同的价值追求，科学家、实业家、艺术家、政治家、慈善家以及各行各业中的普通百姓，他们应该追求的是不同的价值。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被严重扭曲，复杂多元的社会价值体系被还原为简单统一的金钱价值，形成一种“举国一致”的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价值观，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计亮年教授所说，“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危险是大家太爱钱”，权力、知识、职业、事业等等，一切都成为追逐财富的工具，仿佛只有金钱或财富才是衡量人们事业成功与否的最后标准，而且这种金钱或财富的最终出口又是对人的欲望的极度贪婪与无限放大后的畸形满足。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些人获得巨大的财富后没有出现人性的升华，成为一个慈善家或对公益活动和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而是以满足物欲为特征的各种荒淫无耻、奢糜腐朽生活方式的沉渣泛起。

　　价值观的扭曲必然导致人们行为的扭曲。为了追求永远无法满足的物欲，企业家可以堂而皇之地在食品中加入各种有害的“添加剂”，科学家可以数据造假，经济学家可以帮助利益集团代言甚至说谎，政治家可以进行权钱交易，艺术家可以出卖色相傍大款……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两省三地对西门庆故里的激烈争夺，将几百年来作为一个“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反面艺术形象，变身为当地政府追捧的旅游卖点。

　　（二）利益严重失衡是当前社会不稳定的结构性原因

　　群体性事件的起源复杂，但绝大多数都是源于利益矛盾。正如阿尔蒙德所说，在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由富人掌握，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利益失衡引发社会动荡的最好案例莫过于泰国乱局。自2006年以来，泰国政治便陷入两大阵营的对峙，日渐觉醒的农民与城市精英阶层之间的冲突导致整个国家长期动荡不安，陷入一个难有尽头的僵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不同阶层利益失衡的严重程度远甚他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大大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2008年高达0.491，2012年仍然有0.474。［1］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小知识分子都重新沦为财富分配的底层。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的观感，社会结构的封闭性越来越强，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越来越狭窄，几近于无。改革开放虽然消灭了几亿人口的绝对贫困，却造就了一个更加庞大的，有着强烈“被剥夺感”的相对贫困群体。

　　更重要的是，弱势群体缺乏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利益谈判能力，不仅无法影响事关切身利益的政策制定，甚至无法维护自身应有的合法权益。在此背景下，一些利益受损群体不得不放弃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越来越倾向于采取非制度化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四川“什邡事件”，云南“绥江事件”，甚至广东“乌坎事件”等群体性冲突都与此相关。

　　（三）价值扭曲、利益失衡的背后是一只巨大无比的“看不见的手”和一只软弱无力的“看得见的手”

　　市场经济是典型的看不见的手。价值扭曲、利益失衡虽然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但本质上又是内在相通的，它们都是与市场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无疑应当对资源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但这种决定性作用只能也必须限制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如果把市场机制延伸到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领域，就会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两极分化，从而引发巨大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任凭毫无节制的市场驱动，必然会导致人类价值世界的扭曲，形成所谓的货币拜物教，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精神的集体堕落。正如网上道德声讨的那样：官员贪污腐败，商人弄虚作假，民众见钱眼开，各行各业寻租牟利；更有炫富成癖，漠视人命，受恩反诬，良知泯灭，见死不救。或者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和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2］

　　看不见的手远远不止市场经济，其实，与市场化相伴随的是工业化、城市化，在今天，它还和全球化、信息化交织在一起，这些力量都是看不见的手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3］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加剧了市场化的渗透能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正是由于“看不见的手”以巨大的潜在力量对社会发挥着形塑作用，迫切需要有一只更强大有力的“看得见的手”通过制度建构对其进行干预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正在于此。但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释放“看不见的手”的同时，并没有运用好这只“看得见的手”，在GDP至上主义的思维支配下，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把“看得见的手”变成了“看不见的手”的“帮凶”，不是制衡制约，而是助纣为虐。这说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需要社会自身的现代化，更需要管理社会的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否则就很难避免社会不稳定的后果，这也正是一个国家为什么在贫穷落后时不乱，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反而容易发生社会动荡的秘密所在。

　　［本文为央财项目“城市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科研基地”专项课题（2012YC0001）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朱剑红.0.47-0.49：统计局首次发布十年基尼系数略高于世行计算的数据.人民日报，2013.1.1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3］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