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城管一词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

　　4月19日发生在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的城管打人与被打事件，最终演变成所谓的千人围殴城管。按媒体报道，城管执法时与一名拍照的过路群众发生冲突，引发群众围堵城管执法车辆；冲突过程中5名城管工作人员被打伤，其中两人休克、伤情危重。

　　城管本是管理各种城市乱象的“打鼠者”，怎么就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这要从城管执法的困局说起。近年来，城管暴力执法时有耳闻，无论是早年的“崔英杰案”、“夏俊峰案”、“延安城管打人案”，都显示了城管的执法的易引发冲突。城管所进行的是最为复杂的街头执法，表面上城管拥有很大的执法权，可是既没国家暴力为后盾，街头执法时也无权限制人身自由等强制手段。城管所要达到的目的与实施的手段并不匹配。再加之人员与经费的紧张，基层执法者常现“临时工”，拉低了基层执法者的整体素质，也促使暴力执法行为不断发生。

　　城管的权责不符，从设立之初便一直存在，为何针对城管的负面舆情直到近十年才大量出现？

　　1990年代，城市管理乱象凸显，游商占道经营导致部分城市市容一直与整洁搭不上边。同时，各部门推诿现象严重，大有“七八顶大沿帽管不住一个破草帽”之势。可以说，当时城管的出现有效地缓解了这一问题。无论是政府，民众都深受其益，所以那时质疑声并不常见，只是在积攒。

　　但自媒体的出现使得城管暴力执法暴露在公众眼前，城管这一群体在善恶观简单的网民眼里，立刻成了欺压底层民众的代表。而游商这一群体的印象，借此由以往较负面的印象，逐渐烙印上“收入困难”、“赚辛苦钱”、“被殴打的弱势群体”等标签。所以，每当遇到城管暴力执法，网民总会一边倒地站在弱者那面，并质疑“城管不打人怎么那么难”？

　　那么是不是真这么难？答案是难也不难。游商几乎都是城市的中低收入阶层，他们收入不丰，几乎每个城管在执法的时候，商贩都不会接受其处罚。因此口舌之争往往会发展到最后的拳脚之争。

　　同时，游商法律意识淡薄，这意味着他们在受到违法的处罚方式后，不会想到维权。这意味着城管打人后往往不会被追责，变相助长了暴力执法模式。

　　换言之，正是流动商贩和城管的相互博弈，使得简单粗暴的执法行为得到了加强。暴力执法的模式本就是城管执法困境的副产品，从这个角度看，要将暴力执法变换为其他行之有效的执法模式很难。若换一个角度，市民愿意牺牲环境、交通来换取游商带来的便利的话，暴力执法模式就变得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打人不难，只要不作为即可。

　　但并非每个人都希望游商在自己家门口吆喝，于是城管就在也一如既往的“收获”着负面评价，直到4月19日。当网民的恶感积攒到可以转化成现实群体性以暴易暴时，我们也就进入了“后城管时代”。

　　在“后城管时代”，中青舆情分析师预测将会有三个特征：首先，游商抗法情况更加常见，且手段更加激烈；其次，强弱势逐渐换位，游商主动使用暴力增多，周三上午北京的城管因小贩暴力抗法导致双方冲突就是一例；最后，因为城管处于道德下风，执法时引发群体性事件几率增大，且公信力缺失，即使过错不在城管方，在现场解释也无人相信。

　　此外，网民对政府的总体印象，也因城管这一短板的存在而降低着。而政府与媒体在扭转城管形象上的努力却杯水车薪。

　　柔性执法是近年来政府一直在宣扬的解决方案，但在柔性抗法面前更像是零和游戏。

　　报道城管工作不易，长期的任务重压和职业焦虑之下难免失去耐心，寻求谅解是媒体一直以来的努力。但比城管更缺少耐性的网民只需要一个反例，就可让媒体功亏一篑。

　　司法机关在城管暴力执法事件中，宣布秉公办理也只能做到与城管部门的及时切割。

　　如此看来，现今对城管形象的修复，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也许政府需要先解决城管“名不正、言不顺”的执法困境，才能再谈修复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