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十月初是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日子。自1901年首度颁奖，一个多世纪以来，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和非议同样的多。一方面，它历史悠久，评奖视野覆盖全球，且奖金丰厚，被誉为文学奖中奖。西班牙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称它为“人类创造力所能追求的最高平台”，代表了大量文学创作者和爱好者的心声。但另一方面，艺术成就载入世界史册的文坛巨擘，早期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普鲁斯特，晚近如奥登、纳博科夫、博尔赫斯，都无缘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诺贝尔文学奖评奖体系的专业权威性、遴选制度的合理性，还有它的文学价值观，都一直饱受争议。

　　在2012年以前，关于诺奖，中国批评界的一个主导性话题是：中国作家距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毕竟，中国思维传统倾向于慕强，重视找差距、求上进，因而，少议论他人短长，多反思中国当代文学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缺位，更合乎国人的价值观。另外，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国家多舛的命运紧密联系。1927年，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书信中自称“不配”被推荐给诺奖评委会。在很长时间内，此语为世界文学之林中的现代汉语文学的自我评价定了基调。民族危难所激发的文化焦虑和自我怀疑，是民族历史设置的一道坎儿，不容易跨过去。幸好，2012年中国小说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程度上为现代汉语创作解除了自我否定的魔咒，树立了文学自信力。讨论诺贝尔文学奖在体制上和历史上的是是非非，不再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嫌疑。而且，现在，不带偏见地审视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机制和历史传统，恰恰有利于我们客观了解这一奖项与文学的关系，有利于我们在文学园地中知己知彼。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由瑞典学院的18位院士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执行。由于院士制度是终身制，去世一位补选一位，且不接受辞职，因此，成员普遍比较年迈。以现任的评委班子为例，65岁以上的成员占11位。18位评委大多在瑞典高校任教，评奖仅是兼职，因而他们的文学审阅工作不可谓不繁重。此外，评审职责与个人的艺术信仰如果发生冲突，他们也要在压力面前做出选择。1989年，因创作的小说《撒旦诗篇》涉嫌“亵渎伊斯兰先知”，英国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被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宣判死刑。瑞典文学院没有发声表示支持拉什迪的文学创作自由，谢斯汀·艾克曼和拉尔西·吉伦斯坦两位评委于是提出抗议，从此退出评奖工作。2004年，对于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能不能作为获奖候选人，评委会内部发生意见分歧。最终，耶利内克获得半数以上选票，赢得当年的文学奖。虽则少数服从多数，评委克努特·昂隆德却无法遏制愤怒，他公开抨击以《钢琴教师》为代表的一系列耶氏小说不过是“用铲子胡乱铲成一堆的文字文本，毫无艺术结构的踪迹可寻”，指出颁奖给她等于“模糊了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普遍观念”，并于次年退出评委会。

　　鉴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年度海选仅有3个月时间（每年2月至4月，从有数百位推荐人选的大名单中挑出15~20位预备候选人），精选仅两个月（4月至5月，将预选名单上的15~20位候选人缩减为有5人的获奖提名名单），而评委们年事已高，趣味各异且早已定型，加之提名名单按规定要保密50年，因此，有关评审操作的负面猜疑不绝于耳。诺奖作品出版大户法斯吉出版社社长乔纳森·加莱西坦言：“如果说瑞典学院内部存在对立派系，我是不会奇怪的。事实上，平衡、交易是存在的。我们知道，有时候谁得奖就是那么定下来的。”只不过，在出版界看来，评审程序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弊端，评选结果即使经不起时间考验，问题也并不大。一来，如加莱西所言，奖项本身有分量，它的加持会产生巨大影响力；二来，如格罗夫——大西洋出版社总裁摩根-恩特莱肯所说，诺贝尔奖常常颁给稀奇古怪的、不知名的作者，显得无规律可循、不可预测，这反而免去了文学出版界揣摩评委会意图的负担，激励他们挖掘不跟风守旧的新人。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范围和评选标准，遵循的是奖项创始人诺贝尔留下的遗言：此奖“授予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富于理想主义的最杰出作品的人”。因为只有一句话，没有附加说明，歧义就大了。问题一，“最杰出的作品”是指单部作品，还是指一生创作的总和？有的人，如美国小说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毕生仅出版了一部有影响的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但它毫无疑问名列20世纪美国文学经典，那他够不够格参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