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王学典提出“揭秘”1954年红学批判运动的种种说法以来，不同刊物又发表了许多你来我往的答辩文章。最近，李长银在2014年5月14日《中华读书报》发表文章对关于此次争论做了回顾性总结，得出结论说王学典的“约稿说”可信、那封被“置之不理”的问询信“只能是来自于李希凡的陈述”。

    “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事件真相再探

　　下面我想就这次争论的各种说法，做一梳理。

　　李希凡认为“对口径”说是“异想天开的假设”

　　最初王学典提出没有那封问询信，那么他是怎么认定李希凡为什么说有那封信呢？是因为李希凡看到毛泽东的信后而做出的“对口径”的事后叙述。这个“对口径”说所指向的无非是：李希凡为了维护一种说法，换言之为了维护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权威，而虚构了“致信问询”《文艺报》之事，是事后配合，并一直坚持。提出“对口径”说，充分说明王学典是在没有充分掌握材料、对其中已有的争论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假设的，并且相当主观，并不是像李长银所说的那样，他是从客观材料和事实提出问题的。比如，王学典说李希凡第一次有问询信说是上个世纪90年代，事实是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70年代末，李希凡就对问询信做出过捍卫，回答了相关疑问。50年代对此信的有无有过调查，而这王学典也不知道！王学典对这样的“大事”都不知道，就要对《红楼梦》研究“揭秘缘起”，论证一封信的有无，提出“压根就不存在”，不是显得太草率了吗！如此仓促上阵，难免自陷泥淖。再比如王学典相当主观性的一例：“我告诉李先生，毛泽东主席的那封信是有问题的，我手头有证据表明发在《文史哲》上的那篇文章是《文史哲》的约稿。李先生闻听此言一愣，当时我就判断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从李先生“一愣”得到一封信没有的证据，并证实了判断，这有什么客观性？这不是一种窃鈇之疑吗？其实，从李希凡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希凡向来对置疑这封信是否存在的提问，都是感到惊讶的，一贯如此，也符合李希凡对怀疑者的态度。

　　如果说李希凡虚构问询信是为了与毛主席“对口径”，那么为什么要“对口径”？到上个世纪90年代，直到今天李希凡还要对口径吗？李希凡连最初两篇《红楼梦》研究文章是“儿童团水平”都承认了，也承认对俞平伯先生有片面之处，占有材料不充分，承认第二篇文章即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很草率”等等，这并没有配合毛泽东“很成熟”的说法呀。连这样的重要内容都不配合了、都不对口径了，为什么要对一封信“对口径”呢？“对口径”说，李希凡认为这是“异想天开的假设”。

　　“误传说”这个台阶

　　李希凡不下

　　“对口径”说之后，又有了误传说。即由当时的联系人邓拓的“诱导”，让蓝翎、李希凡说出在北京投稿受挫、受压制的情况，然后转述者张冠李戴说是《文艺报》对来信置之不理，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的盛怒和发难，进而引发一系列运动。

　　“误传说”好像是为李希凡准备的一个台阶，出现在毛泽东信中的事，李希凡不必负责。李希凡也不是告状者，是其他人添油加醋向毛泽东的汇报，导致了毛泽东的劈头质问。然而，李希凡似乎不领情，他依据的是历史事实和他所要捍卫的历史真实性。李希凡在《拿出1954年历史文献中的“证据”来》（2012年5月）中说“谁都休想让我把‘有’说成‘无’！我的态度是：我和《文艺报》各自做客观陈述，让读者判断孰是孰非。”1954年12月8日《关于〈文艺报〉的决议》中所说的“不加理睬”就是指对问询信“置之不理”，李希凡坚定地认为“毛主席在信中的讲法根本没有错误。” 李希凡指出王学典的“意图是从根本上否定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所涉史实的真实性。”“毛在信中表达的不满和批评，源于毫无根据的误传误判”。

　　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推理：假如毛泽东听信“误传”，执意要将思想批判进行下去，还会派人去调查吗？只要是文艺界主要领导的自编自导自演，调查就不可能真的展开。假如就以“误传”为前提，毛泽东就不用郑重其事地修改对《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指责了，并取消对“文学遗产”专栏的指责了。毛泽东的文稿不修改对《文艺报》的指责，不也是一种问询信存在的证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