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示：美国是一个宗教化的国家，但无论是研究美国外交策略的学者还是政治家们都没有把宗教信仰太当真。从国际关系最初的不成文规则开始，在17世纪宗教便被视作政治的附属物。因此，正如国际关系学者丹尼尔·费波特所描述的，基本上“认为在影响国事的诸多因素中并没有宗教信仰”。

　　关键词：  宗教信仰 宗教自由 外交策略 国家安全

　　美国是一个宗教化的国家，但无论是研究美国外交策略的学者还是政治家们都没有把宗教信仰太当真。从国际关系最初的不成文规则开始，在17世纪宗教便被视作政治的附属物。因此，正如国际关系学者丹尼尔·费波特所描述的，基本上“认为在影响国事的诸多因素中并没有宗教信仰”。

　　但在当今世界，就像社会学家皮特·博格所说的：“狂热的宗教信仰在某些方面的影响力远甚于从前。”博格是最早反对宗教世俗化理论的学者，世俗化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宗教会渐至消亡。但实际上，过去的数十年中出现的情况恰恰相反。即使在现代化步伐加快的时代里，信仰也远没有退出世界舞台，而是在人类各项事务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1979年伊朗什叶派革命中，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天主教所起的作用中，在“9·11”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正是宗教巨大的世界影响力。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分析家和决策者仍然对宗教信仰的作用不甚明了。学者们现在开始重新考虑信仰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作用等诸多问题。但不幸的是，决策者们还远远落在其后，其中美国国家利益是主要阻碍因素。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分析家和决策者其实已经完全注意到宗教的复苏，他们不过是把它视为美国外交策略上的问题。如此的关注会误入歧途。美国不应该把全球非世俗化看成是严格防御性质的，它是一个机会，但也同样是一个威胁。在许多世俗主义者看来，宗教理念及其维护者并不会不利于自由的进步，而是可以支撑与扩大自由秩序的建立与巩固。全球大部分范围内，宗教所追求的核心价值是人的尊严。此外，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民主主义仍要推进，那么保护宗教自由和利用其利益共同点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数据显示，在宗教自由和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利益之间是具有高度相关性的。

　　因此，美国外交应该坚决将宗教自由的防御与扩张作为美国外交策略中的核心要素。这样做将会给予美国政府一个新的有力工具，以便在其他战略不起作用的时候继续推进自由秩序的建立并同时消灭极端主义的宗教基地组织。在11月总统选举的前一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便会迎来其10周年纪念。该法案规定推动宗教自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抑或是美国联邦政府，都没有将这一法案视作有力的政治工具——实际上，并非一个简单的人道主义标尺才能够扩充美国利益。一项宗教自由新政策的实施可以借助法律巨大的潜在影响力发挥作用。但要达到长远的胜利还需要将当前的重点聚焦于反对宗教迫害和释放宗教囚犯上。一项行之有效的宗教自由政策还要在宗教权威和政府之间取得平衡，尤其是在宗教理念如何合理合法地影响公共政策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