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朝贡体制;话语体系;明朝;清朝

　　针对近年来中外学界有关朝贡体制或东亚秩序的研究,本文从话语体系、视角与方法等层面探讨朝贡体制之虚实,进而指出明清两朝朝贡体制之异同。认为不仅朝贡体制所本的话语体系有虚实之分,而且其自身就是一个虚实一体的历史存在,并因时移势异而发生虚实转化。若一味用“朝贡即服从,条约即平等”的近代西方话语逻辑解读曾经自成一系的东亚世界,极易导致历史影像的模糊与失真。 

　　若从费正清算起,海外学者对朝贡体制的关注和研究已逾半个世纪,然在国内学界,朝贡体制研究的蔚为壮观不过是近十年之事。其所以如此,大约不出以下两端:对现实中东亚问题的破解,很容易使研究者回溯与反思历史上曾经自成一系的东亚世界,朝贡体制自然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议题;更重要的是,近年来日、韩、美等国学者视角各异的相关研究,不仅冲击和解构着费正清的主流分析话语,也引发中国学者的热议和回应。事实上,与“朝贡”相关的现行概念多是古今杂糅的语汇。明代典籍中有“朝贡”、“朝贡通例”之说,既指对外关系,也指对外关系体制。清代典籍除沿袭这两个名称外,兼用“体制”一词指称有关朝贡的典章法规,偶用“封贡”、“天朝体制”等词。当今学界所用概念,有侧重文化意义的“华夷秩序”、“天朝礼治体系”、“中国的世界秩序”;有注重政治意义的“册封体制”;有体现双向互动的“封贡体制(体系)”、“朝贡体制(制度)”、“朝贡体系”等。其中,“朝贡体制”、“朝贡制度”和“朝贡体系”这三个称谓,乃费正清等欧美学者笔下“tributary system”(亦作“tribute system”)一词的不同中文译称。为行文方便,本文主要使用“朝贡关系”和“朝贡体制(制度)”两个概念。需要略加分辨的是,朝贡关系指历史上中外关系的实际形态,它是朝贡体制赖以建立的前提;朝贡体制主要指规范朝贡关系的制度性构建。以清代中外关系而言,朝贡体制的双向性仅体现于清朝与朝鲜、越南、琉球等少数国家之间,其他国家与清朝之间,只存在形式上的朝贡关系,故较之朝贡体制,朝贡关系的适用范围更广。 

　　一、历史话语与朝贡体制的虚实之分 

　　长期以来,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制,是一些欧美学者热衷于探讨而又迷惑不解的论题。例如,费正清的高足、以治中外关系史见长的卫思韩曾坦言:“我对这一问题(朝贡制度)反复思考长达四十年之久,但是仍然没有把它理顺。”①如同受现代主义浸淫的当下话语一样,历史话语也有一体两面的真与失真。是以若欲对朝贡体制作“深描”,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便是如何用“长时段”和互动的眼光,解读不同语境下的历史话语,尤其是理念层面的朝贡话语。当然,这不是新说,而是旧识。美国学者马克·曼考尔早就指出:“不能根据西方的习俗和实践解释朝贡制度。如果想在传统中国的制度或观念中发现与现代西方相同的东西,就会造成误解:它们也许在结构或功用方面比较相似,但是,如果放在传统的儒家社会和现代西方社会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就会看到它们可能有着迥然不同的意义。朝贡制度更适合从传统中国的语汇和制度出发从整体上加以理解。”② 

　　1968年费正清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迄今仍不失为一部镜鉴之作。③其中,杨联陞对经典儒家处理对外关系的两种传统的考察和王赓武对正史中优越感语汇的分析,揭示了传统中国对外关系中具有神话与现实的虚实之分。费正清则将基于文化优越感的“中国中心观”或“中国中心主义”作为朝贡体制的理论来源,并将朝贡关系划分为三个圈域:汉字圈、内亚圈、外圈,进而指出,即使异族入主中原,也是“通过经常使用中国中心主义的词汇来保持中国中心主义的理论,这在朝贡制度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很明显”。因此,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使理论与实际相符。④显然,上述论说不乏创见与洞见。 

    【作者简介】李云泉(1962-　),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