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被古人认为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其理由在于,《周易》最鲜明体现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特点。近人徐复观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周易》之为大道之源的理由。他认为,文王为忧患意识所诱发而作 《易》,而此忧患意识之所以发生,是殷周之际整个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活动的结果,创制 《周易》的周初正处于中华文明从原始宗教向人文精神发展的转换期,而忧患意识就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心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

　　每当中国文化遭遇外来文化冲击或陷于自身困境的时候,《周易》经传总能发挥大道之源的功用。魏晋玄学之兴起,《周易》经传的作用显而易见。佛家文化从印度传入之后,宋明理学也利用《周易》经传打开与之对话的局面,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程颐的《程氏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都体现了这一点。西学东渐以来,《周易》经传再次发挥作用。新儒家借助《易传》建立新的本体论与宇宙论体系,证成超越与内在的贯通及天人合德的意义。

　　《易传》在现代仍应得到重视,这是因为与西方哲学相比,其核心的形而上学思维格外引人注目。已有学者从《易传》着手建立属于中国文化的形而上学,如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体系。

　　《易传》确有类似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所谓“形而上学”,其本义是“在物理学之后”,表达了希望探求现象背后真理的愿望,而《易传》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正表达了在器物之上还有更重要的“道”。《易传》成就了两个理论系统,其阴阳观念把神或神明客观化为阴阳二气,用以说明宇宙创生的过程,成就了宇宙论的系统;其性命观念打通了天人之间的联系,成就了道德形上学系统。如《说卦传》中所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即明确地表达了上述两层意思。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