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2～13日,由安徽大学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主办,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史学月刊编辑部联合协办的第五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合肥举行,来自国内各地高校及科研机构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与新闻史研究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战时报刊与舆论动员”的主题,对战时报刊媒介话语与舆论动员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内容概述如下。

　　一、战时报刊与政府、国家的互动

　　近代中国报刊、报人及舆论精英与军政利益集团的关系令人深思。安徽大学王天根从传媒在国家与社会的整合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出发,深层次地探析了报刊所呈现的社会镜像与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军政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促动、相互制约的关系。

　　革命与战争是20世纪中国的两大主题。作为大众媒介,这一时期,报刊承担着多重责任。华东师范大学唐小兵从报刊对台儿庄战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评论、21世纪初年对平型关战役的历史阐释三个层面,探讨了战时报刊与舆论动员、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指出报刊是刺激中国人民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最重要的媒介。华中科技大学唐海江从舆论在清末民初思想中地位的提升、舆论概念的使用及其意义浮现、士人发言位置的选择以及近代中国舆论形成的难局等方面,论述了清末民初士人如何看待舆论、如何表述舆论。

　　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暂行报律》的公布遭到新闻界的一致反对。上海建桥学院钱晓文指出,报界抵制《暂行报律》不仅是为了向临时政府争取新闻自由,还是当时主张妥协的南北各派以新闻自由之名,对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发动的一场舆论攻势。华东师范大学潘祥辉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观众成本理论,对五四运动为何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哪些中介因素在发挥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为我们理解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向芬从宣传角度来解析新生活运动的成效与实质,指出新生活运动的制定者利用当时所能够利用的传播媒介,广泛宣传新生活运动,在民众生活、风气革新方面确有潜移默化的效果,但其理想的初衷与当时中国的动荡现实难免抵触。南京财经大学刘泱育以《中央日报》和《大公报》1943年“管制物价宣传周”为例,关注媒介在面对“动员”问题时如何发挥其独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