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北方建立的巩固的根据地，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这块革命根据地为红二十五军、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历尽艰难曲折，其历史经验为：坚定革命信念，努力不懈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挫折中不断摸索新的斗争方式和路径；从首先保存自己出发，正确估量革命形势和革命力量，选择根据地的中心位置、发展方向、发展方式；根据地的各项政策都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求同存异，以革命大局为重。这些历史经验是极其宝贵的财富。

　　关 键 词：陕甘边 根据地 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王新生(1954— )，男，河南郏县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巡视员、研究员。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北方建立的巩固的根据地，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学术界也称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仅存的完整的根据地，为红二十五军、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探讨其历史经验教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计划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直接受中共陕西省委管辖，因此，这块根据地在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遭受的曲折与中共陕西省委有着密切的关系。探讨陕甘边根据地建立与发展的历史经验，自然要先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计划进行分析研究。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陕西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革命运动遭到了失败。7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派组织部长李子洲奔赴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请求指示。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9月上旬，李子洲带着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指示回到西安。9月26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关于组织工作决议案》、《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关于军事运动决议案》、《关于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等文件，指出：“西北上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必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成为一种无敌的革命力量！”提出“组织工农穷苦民众，率领他们向敌人进攻”，“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领导农民群众，作一切公开与秘密的斗争，创造乡村的农协政权。”[1]决定“今后应尽力的将党的基础树立到农村中去，并尽力在斗争中吸收大量急进的贫农到党中来。”“今后军队中的工作应与农村一样的注意深入，健全军队中的支部，大量的吸收由农村中来的革命青年。”认为“有了大量的健全而充实的军支部，然后才能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党的作用。”提出了“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的口号。[2]

　　文件还指出：“就目前国际与国内的形势观察，我们的军事根据地，除去东南，即以西北为重要。所以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3]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十分重视利用和保存农村旧有的武装力量，提出：“我们一方应积极的培养我们的军队，一方更应积极的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并予以简单适用的军事训练，以增强他们的战斗力，方能巩固革命的基础。并采用各种完善的方法，保存农民的武装，除利用红会、硬团、民团、保卫团……等旧名义外，于必要时亦可上山，只要能保存得着武装。”[3]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还把目光放在改造土匪武装上，指出：“土匪原来多是破产的农民，被乡村封建阶级不断的经济压迫，不得已而才上山的。只要运用得当，他们的确是贫农的好朋友，是农村阶级斗争中别动的生力军。应择其可以引上革命途径的诚恳的与之联络。”[3]

　　上述文件说明，中共陕西省委贯彻执行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

　　第一，党的八七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在组织实施武装起义时，是以领导湘、鄂、粤、赣的秋收起义为中心，而对西北地区则是不太重视的。因此，当时党的领导骨干、军事骨干、军事力量全集中在上述四省。对于陕西，没有派重要领导干部和军事骨干前来组织武装起义。中共陕西省委却能从国际国内的全局出发，确定在西北建立军事根据地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具体在西北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陕西省委还只能随着武装起义的发展来看。

　　第二，当时全党的指导思想是以城市为中心，南昌起义是为了夺取南昌，后来的广州起义是为了夺取广州，中共湖南省委组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为了夺取省会城市长沙。陕西省委没有以占领城市为中心工作，而是根据陕西省的实际，把重点放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和农民武装上。并且提出了为了保存农民武装，必要时可以“上山”的思想。

　　第三，比较正确地分析了土匪武装的阶级构成，提出了打入到土匪武装、改造其为革命武装的途径。

　　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后不久，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乐亭等，于1927年10月组织发动党所掌握的石谦旅的军事力量在陕北清涧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转战清涧、延川、延长、宜川、韩城、安定、安塞、保安等县，虽未建立根据地，但在陕北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培养了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白锡林等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后来成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领导和骨干力量。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地起义，开展武装斗争。然而，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而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因此，党内的“左”倾盲动情绪逐步滋长起来。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处于崩溃边缘，中国出现直接革命形势，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

　　根据中共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在1928年1月12日发出通告，提出：“在我党目前全国工农武［装］暴动的新政策下，陕西各级党部应如何努力于鼓动和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的总暴动，形成整个陕西普遍的大骚动局面。反对一切大小军阀，实行民众与军阀战争，杀尽所有的豪绅地主官吏，履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4]通告依据地理、政治、经济诸条件，将陕西全省划分为关中、汉南、陕北三个区，在汉南、陕北分别设特委，将关中又划分为“(1)省东区：临、渭、二华①、潼、蓝……等县，以华县、渭南为中心。(2)渭北区：泾、原、高、富、栒、淳……等县，以泾、原作中心。(3)省西区：乾、礼、永奉［寿］、长武、兴平、岐山、扶风、武功……等县，以乾、礼作中心。(4)中区：长、咸、盩、鄠……等县，以长安作中心。(5)东府区：蒲、固、同、朝、韩、郃……等县，以蒲、固作中心。每区设一暴动委员会，以沟通各方动作，以灵活的去指挥各区游击战争。”[4]

　　这个通告一方面说明中共陕西省委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精神、组织全省总暴动的盲动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组织武装暴动的中心在关中区域。

　　1928年3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陕西政治、党务报告》中汇报陕西新军阀混战和农民斗争情况后，得出的结论是：“(1)陕西军阀统治之日渐削弱崩溃；(2)陕西民众革命斗争之加紧与民众情绪之高涨。”“我们亦可如广东、两湖、江西一样，形成一乡或数乡或数县的割据局面。”因而提出：陕西“党主要的任务：要信赖群众，勇敢坚决的组织和领导民众所有的自发斗争，并须开发民众潜伏的积愤，使其发扬爆裂，一直到暴动，夺取武装和政权，在陕西形成一割据局面，更进而夺取中心的城市，建立一省或数省联合的苏维埃政府。”这个报告中说，这时“全陕党员数量约为二千九百人”，其中“华县、渭南各有同志五百余人……为全省同志数量最多而成份较好的县党部。”渭北“三原县委一，辖有泾阳、高陵、富平、淳化、栒邑五区委，共有同志九六○余人”。另外，渭北还有“雨金、交口甄寿珊(山)师有军支一，同志二十八人，三原北城杨虎臣(城)留陕之炮兵团中有军支一，同志十余人。”[5]分析这个报告，可以看出，陕西省委的“左”倾盲动情绪还是很浓的，对形势的分析过于乐观。但报告提出学习广东、两湖和江西，形成一乡或数乡或数县的割据局面的设想还是有很大可取之处的。另外，渭华和渭北两地党员占全省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中共陕西省委最看重渭华的工作，而渭北地区后来成为陕西党工作的重点也是有其原因的。

　　192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党的力量比较雄厚的渭南地区举行武装起义。4月底，刘志丹、唐澍率领西北军新编第三旅起义，由潼关开往华县，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初，在中共陕东特委的直接组织领导和西北革命军的支援下，渭南、华县万余农民起义。渭华起义后，曾在50多个村庄建立起苏维埃政权。6月下旬，起义失败。为了配合渭华起义，陕西党组织还领导了三原、礼泉、淳化、澄城农民的围攻县城斗争。其中旬邑、淳化还组织了县苏维埃政府。但这些围城斗争很快就失败了。

　　1929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机关被国民党当局破坏，3月初成立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临时省委成立后，陕甘边界的斗争开始进入视线。1929年7月19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给中央的第一号报告中提到：“栒邑组织溃散后，直到最近由流落的同志自动组织与临委发生关系，邠州、淳化亦恢复组织，由栒邑管辖，同时接连栒邑之甘肃正宁，亦发生组织，甘肃工作今后亦可开始发展。”报告还说：“陕西土匪遍地，常出没于农村中，尤其是渭北、临潼一带，土匪很多，党可设法使前在军队失败后的同志进行工作。”“陕、甘接连之栒邑山中有数百人，枪械很多，已派二十余同志打入活动”。这个报告还重视兵运工作，提出“士兵工作在陕西有很好发展的机会，因冯的部队回陕西后，大施扩充，招募新兵，党可乘此机会尽量派同志打入。”[6]

　　1929年9月2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给中央的第三号报告中又提出，将三水、淳化、邠县、正宁四县党组织划归三原管辖，认为“这四县的农民同志很多，而且都参加过斗争，工作路线如果正确，工作可以发展。”[7]

　　1929年关中发生蝗虫灾和大旱，群众在饥饿线上挣扎。三原县中共武字区委于5月份成立公开的农民组织筹赈委员会，筹集粮食，解决群众无粮问题。区委通过筹赈委员会，按大小人口，解决了3700多人的无粮问题。在武字区的影响下，富平淡村地区先后四次筹粮3万多斤，分给无粮群众。他们还把筹赈斗争与武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秦悦文、郭效曾率领淡村赤卫队于11月武装袭击石家堡民团，缴枪十多支。

　　三原的农民武装斗争引起了中共陕西省委的注意。1930年5月下旬，陕西省委召集渭北巡视员黄子文、西路巡视员陈云樵，共同讨论渭北工作，“详细的估量渭北政治经济及群众斗争形势……马上决定准备开发游击战争，迅速的走向地方暴动的道路。”省委提出的策略路线是：“党要提出‘分配地主豪绅粮食’、‘反抗捐款’为中心口号，在群众中尽量宣传鼓动，以联系到‘分配豪绅地主土地’、‘反抗国民党’、‘建立苏维埃’等中心政治口号，以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以三原北区为中心的斗争发动后，即速扩大到邻近各区各县，同时富平党亦必须立即发动群众斗争与三原配合，主要的是发动三原城市附近各区的斗争，以汇合夺取三原城市，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立即恢复农民协会”。[8]306月上旬，黄子文、陈云樵带着省委指示回到三原，成立渭北灾民自救队，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分粮、抗粮、抗捐，建立苏维埃政权斗争。7月中旬，渭北灾民自救队遭敌围攻而失败。陈云樵等返西安，黄子文到富平活动，不久派往北方局汇报工作，中共武字区及各支部负责人和大多党员被迫出走。这样，这次建立根据地的尝试失败。

　　陈云樵回到西安后，省委开会讨论了渭北问题，要求“三原、富平地方党部继续执行省委前次决议，坚决发动领导群众斗争”，并认为“目前客观形势不但是没减轻，而且更是严重了，秋荒已成，群众情绪沸腾，只有地方暴动的中心策略之下，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在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省委认为这次在渭北建立根据地失败后，“党内右倾更是严重”，“因此拼命与右倾斗争，是执行一切任务的先决条件”[8]41。会后，省委派陈云樵回渭北执行省委的指示。这时，由于三原白色形势严峻，党员多数出走，陈云樵的工作无法开展。

　　1931年5月，中共武字区恢复，马先民为书记，黄子祥等人为委员。区委恢复后，即决定建立武装组织。各村建立了赤卫队，区委挑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等30多人组成区武装赤卫队。6月间，三原和富平交界的一些地方开始建立农民委员会。7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三原、蒲城、富平、西路等地夏季没有收成，灾情严重的情况，要求加紧西路、渭北灾荒区域的灾民斗争，“建立农民委员会和农民协会组织(名称不拘)，使其成为农民斗争的中心领导。”[9]43根据省委指示，中共武字区委领导群众开展收割豪绅地主庄稼和抗粮、抗税、抗捐、抗债等斗争。9月下旬，武字区成立农民反日救国会，其下设各分会。反日救国会一方面领导抗日救亡活动，一方面起着农民协会的职能，领导反抗国民党政权的斗争。10月份，武字区反日救国会在大寨堡召开1000多人的群众大会，斗争国民党区长薛荫堂，迫使他取消按地亩登记契税所摊派的款项。武装赤卫队还处决了民愤很大的武字区第四分区区长崔福成。

　　三原农民革命运动有所恢复后，中共陕西省委认为，“三原农民群众因为受到了过去游击战争的影响，现在又希望共产党重新领导，又想大干了。”对此，省委提出：“加紧游击战争，建立新苏区的宣传鼓动口号，以团结广泛的灾民与贫农、雇农、苦力以及中农群众。在这些口号的周围，在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积极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并要求“学习湘、鄂、赣等省农民群众的榜样，推翻豪绅地主以及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开辟新的部分苏区的道路。”为此，省委决定“最近派一得力同志到陕北游击队去，使他们的游击区域更能扩大到关中道交界与三水、淳化及渭北的农民斗争汇合起来，使苏维埃运动在陕西更能迅速的扩大和发展起来。”[10]47－49

　　上述分析说明，八七会议后，中共陕西省委一直努力探索建立革命武装和农村根据地，先是把重点放在渭南；渭华起义失败后，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三原，同时也注意到了陕甘边界。到1930年的12月，初步形成在陕甘边界建立根据地向渭北发展的设想。这个设想对此后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建在什么地方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