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A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towards Takangpao Due to the Wuha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PC

　　【作者简介】李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新闻传播系讲师。

　　【内容提要】本文重点探讨汉口《大刚报》作为第一家公私合营民营报纸的尝试。在武汉市委宣传部领导下的汉口《大刚报》的公私合营，实际上从组织人事到编辑方针都已经在扮演机关报的角色。报纸完成公私合营的过程实质则是成为促使汉口《大刚报》合作社迅速解散的力量。也为中共武汉市委和武汉市人民政府通过适当途径将汉口《大刚报》改造成为机关报创造了合理性。

　　【关 键 词】汉口《大刚报》 合作社性质 公私合营 社会主义改造

　　公私合营后《大刚报》的改造目标，是要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党报。公私合营使汉口《大刚报》跨入了新的起点。“它已不再像解放前，在石头缝里弯弯曲曲成长起来的小草；不再像公私合营前，旧的污泥还没刷洗干净，旧的尾巴还没有完全割掉，战战兢兢的进行采写和编辑。”[1]中共武汉市委和武汉市人民政府经过充分酝酿，反复征求《大刚报》同人的意见后作出决定，通过适当的途径将《大刚报》改造成为党报。

　　公私合营以后，我们的编辑方针是明确的：以共同纲领为最高依据，以毛主席“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为总的指导原则，以中共武汉市委会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对武汉市工作的指示决定为具体方针；一切宣传、报道、言论、编辑，必须环绕着武汉市城市建设工作这一中心，联系群众，联系实际，使本报真正成为反映武汉市人民斗争情况的、适应武汉市人民群众需要的地方报纸。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2]

　　一、组织改造：全党办报

　　1950年8月26日陆天虹作为中共武汉市委和公方的代表身份进入《大刚报》社，[3]与副总编辑兼党支部书记曾卓一起共同负起改造《大刚报》的任务“到一九五八年九月调往市委工作，这八年中陆天虹都是报社的实际负责人。”任务就是来改造报纸，要把报纸办得符合武汉市委的要求。在对《大刚报》的改造过程中，陆天虹原在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对于“办一张什么样面貌的报纸”的描摹还是心中有数的：报纸编辑方针是明确的，只要保证针对报社重大问题的方向不要发生偏转。当时摆在面前的任务是：一手抓好当前宣传报道，努力跟上形势，适应党和人民的需要；一手抓好内部改造、教育和团结工作，为过渡到党报创造条件。[4]“过渡到党报”内中透露出的信息有二：其一是完成公私合营后的《大刚报》只是在功能上扮演党报的角色，或者说具备成为党报的基础；其二是对《大刚报》的改造是一个具有时间性的任务。大刚报社认为报纸应该向前跃进一步，将公私合营改造成为党报，使报纸成为真正的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中国共产党关于出版物的原则性规定及其操作设想被不断重复和肯定，并为解决什么是党报提供了认识框架。[5]关于党报“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这种说法，至少在当时的大刚报社内部已经是耳熟能详，无论从政策理论层面，还是版面实践层面，均已得到解决并形成共识。实质上就是防止报社出现独立性，使报纸从形式、内容到组织体制上，完全成为党组织的喉舌。报社内部的表态，在于澄清了什么是“集体宣传员”中“集体/组织”，使普遍运用的术语确立了明确的界限，思想观念消除了任何的可能出现模糊概念的灰色地带：

　　大刚报将成为武汉市城市建设工作的“集体组织者”，将继续发挥其高度的宣传效力，构成建设武汉市城市的“木架子”，推动着全市人民的组织力量，帮助人民，便利人民搞好建设工作。[6]

　　大刚报完成公私合营以后，中共武汉市委传达了内定将大刚报由公私合营改建成为完全的党报的决定：

　　大刚报已正式改为公私合营……但全党必须努力加强并充实大刚报的内容与政治性，并将此作为党的不容推卸的责任，使大刚报逐渐的名副其实的成为武汉市工作的指导性的报纸。因此从现在起，全党必须把大刚报做为党的报纸来培养，善意帮助它，批评它。[7]

　　首先，以市委决定的形式强调《大刚报》的地位，等于给予其身份的合法性，同时报纸成为武汉市委的文件和工作的指挥棒。武汉市委每年则至少要听取一次《大刚报》报社的汇报，并就重大问题及时作出决定。《大刚报》编辑部经常派人参加武汉市委的各种会议，武汉市委的主要领导都直接指导报纸的工作方向和办报方针，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长李尔重则是报社陆天虹的直接领导者，每月都要听取报社的汇报，或亲自来报社作指示，在报纸的工作中，“他花的精力最多，指导最具体，写作最勤”。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熊复和《长江日报》总编辑陈楚，遇到重要的会议和指示，也都通知陆天虹参加。曾卓既担任副总编辑、党支部书记、并兼任市文联副主席，经常参加中南和市里文化界的社会活动和外事活动。党报和党委保持一致，不仅是一元化领导的应有之义，是推行一元化的前提和手段，同时也是党报真正成为党组织和指导工作的得心应手的工具的切实保障。

　　其次，在组织上的措施吸收总编辑列席市委常委会。从公私合营之日起，武汉市委常委会的每周例会就通知陆天虹列席，形成制度，从未间断，以便在会上可以随时对报纸给以指示。每次会议市委书记都要讲话做报告，列席会议中的陆天虹都做详细记录整理，“在报纸消息中发表市委领导的讲话总是要认真推敲，仔细核对，以免失去原意，必要时要送市委领导亲自审看。”[8]武汉市委和报社编辑部之间通过陆天虹建立起密切的指导联系关系，与市委保持“认真的而非表面的研究工作”关系，使得报社的实际负责人能真正了解全市的全般工作情况，才能在报纸的宣传报道中有效的保证“报纸作好党的喉舌，指导工作的得力助手”。

　　为此武汉市委指出“报纸一定要放下大报架子，面向地方，面向群众。”具体言之即城市报纸应该以生产为中心，要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要把一切工作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来进行宣传，读者对象要以工农群众及其干部为主，兼顾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需要。如何放下“大报的架子”？市委的意见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是否将对开报改为四开报。报纸为对开大报，架子太大，不便于贴近群众，若改为四开小报，在形式上更易于深入群众；然而大城市的报纸都以对开一大张为形式，更符合城市人民的阅读习惯；二是是否适当增减广告。报纸广告太多，可以适当减少；然而工商娱乐广告还是要有，可以增加报纸的收入，“做广告发行的同志，要更勤快，更努力争取走上自给自足的道路”[9]；三是如何全民办报，报纸一定要为工人服务，为生产服务，要组织工农通讯员运动，动员大家为报纸写稿，政府各部门要为报纸发文件材料，通知记者参加会议提供情况，报社编辑部充分利用市委和市政府的内部资料和会议材料，进行调查研究，把研究结果写成新闻通讯。陆天虹的任务就是以办报人的党性观念，不走样的执行市委对报社的指令，既保证报纸不会脱离党组织掌管，又深谙党报作为党组织喉舌的功能定位。

　　总编辑能及时了解和领会中央和市委的决定和指导思想，及时向编辑部传达，迅速变成报纸的宣传思想和报道方针。便于编辑了解市委领导，特别是第一书记所思考的问题和各条战线上全面情况，当市委领导的集体决定作出时，总编辑的宣传思想也随之成熟，能较深刻、准确的体现党的方针政策。[10]

　　另一方面，为实行全党办报，武汉市委规定“各机关、工厂、学校的支部要帮助大刚报建设通讯小组。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应为当然的通讯员，下边通讯员应经过支部审查，必须是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积极分子。支部队与通讯员要不断给以指导，并督促写稿。”[11]报社的稿源主要依赖通讯员的稿件，然而通讯员的条件良莠不齐，能尽量达到能写作、能掌握政策并自愿担任此项任务的通讯员在当时条件下入选范围更为苛求。“作为劳模很快应征成为《大刚报》通讯员，愿以微薄之力，对人民报纸的内容充实起到一些作用。”可见一斑。为此武汉市委宣传部专门为《大刚报》开展通讯员活动，并于1950年9月27日1举行第一次工厂通讯员工作会议，重点研究逐步加强城市建设的报道。稿源问题武汉市委发指示“通讯网的建立，须于9月15日（1950年）前完成，党支部、团支部所在地区，必须有通讯小组的建立”；[12]记者身份问题武汉市委明确对《大刚报》记者视为党报记者一视同仁，“涉及到机关工作指导性言论，必须经由直属上级（市委、市政府、市工会、妇联、青联等）审查，然后统交市委宣传部最后审查，送大刚报刊出，”并规定“为了经常的通过大刚报了，解市的领导意图、工作情况，各机关、支部须订阅大刚报”。[13]可见武汉市委对《大刚报》改造之重视。

　　其三，主动造成大刚报社记者作为“党报工作者”的职业优越感。“党报记者很吃香，出去采访能很顺利，碰不到钉子，遭受不到歧视、留难，甚至打个电话，材料就送来了，是体验不到其他友报记者采访所遭遇的痛苦的。”[14]市委指示中明确指出：“对待《大刚报》”要一视同仁的“如同对党报一样的负责态度主动的供给材料，给以支持。……大刚报的记者到各机关单位进行采访，各机关应按一般接待党报同志的态度善意接待，可以公开的消息材料应尽量供给，一般公开性的会议，应准予其记者参加，并主动通知。”由此《大刚报》职工都认为参加党报工作，既稳妥可靠，没有政治、经济上的风险，工资福利也比私营报纸好的多，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作为党报工作者职业的光荣。

　　这种种做法，不仅使得党组织对报纸的领导不再停留于一种外在的形式，而是深入到报纸内部，直接参与报纸编辑部的活动。从报纸的功能、内容、稿源、发行以及实际的作用，全部与党组织融合一起，成为党的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报纸的脉搏与党组织的脉搏一起跳动，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真正联成一气。从整个改造过程看，武汉市委《关于大刚报改为公私合营的指示》（一九五零年八月十二日）对于报社具有重大的分界意义：之前，党报是“党组织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在《大刚报》社看来还尚属一个思想层面的原则；之后，这一原则已经落实到了具体而实际的管理措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