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与列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卡尔·考茨基不仅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就宣称新闻出版自由是“一切人的平等权利”，而且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仍主张在党内外实行新闻出版自由，恪守新闻出版自由是“一切人的平等权利”的理念。

　　【作者简介】孙旭培 卢家银，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孙旭培（1944－），男，安徽怀宁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闻法与新闻自由等。卢家银（1979－），男，甘肃永昌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法与新闻自由。

　　【关 键 词】新闻自由 卡尔·考茨基 社会民主

　　在国际共运史上，虽然无产阶级对新闻出版自由非常重视，但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很少有人对未来夺取政权后的举措做出展望；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也鲜有人真正坚持新闻出版自由。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教皇”② 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便是其中最早主张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新闻出版自由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将新闻出版自由的大旗一扛到底的社会主义者。与列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不仅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积极争取，而且在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仍坚决捍卫新闻出版自由。本文即是从他对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前后两个时期的主要论述入手，解读其新闻出版自由理念。

　　夺取政权前：新闻出版自由是“一切人的平等权利”

　　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前，考茨基就主张在党内外实行新闻出版自由，把新闻出版自由称为“一切人的平等权利”，提出了非常类似于马恩的观点。

　　这首先体现在考茨基对于社会之中新闻出版自由的要求上。1891年，在他与伯恩施坦共同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就将新闻出版自由称为“一切人的平等权利”。③ 翌年，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阐释党的基本原则时，考茨基又将新闻出版自由等形象地比作无产阶级的“阳光”和“空气”，论述了其对于工人阶级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工人阶级开始觉悟，试图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提出经济要求以外，还提出政治要求，即提出关于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要求。这些自由，对无产阶级说来，有重大意义；这是对他们的发展绝对需要的他们的生存条件。它们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阳光和空气。”④ 针对无产阶级内外潜在的压制者，考茨基声称，“不论谁，凡是削弱或剥夺工人阶级的这些自由，或是竭力阻止工人为获得这些自由和扩大这些自由而斗争的人，不论他是真爱还是假爱无产阶级，不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或自命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还是什么人，都是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⑤

　　在此基础上，1902年，针对俄国工人阶级缺乏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环境，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中强调了新闻出版自由等“权利”对于无产阶级的重要性。他指出：“无产阶级在其阶级斗争中赖以坚持阵地的伟大武器，就是群众组织。没有政治自由，没有结社权，没有出版自由，这种组织就不能发展；……无产阶级需要这些权利，正如需要面包、需要空气那样。它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更迫切需要这些权利。”⑥ 考茨基认为，尽管“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指俄国工人阶级——引者注）比其他一切阶级都更需要革命化”，⑦ 但是，即使是采取“进攻性的革命行动”，在革命之后，也要实行新闻出版自由。对此，他在该书中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自由举措作了最早的展望，考茨基描述道：

　　让我们假定，有朝一日大好的日子来到了，无产阶级在这一天一举而取得了全部权力。那么，开始该做什么呢？……首先，无产阶级义不容辞的是补做那些资产阶级忽略的事。它将扫除一切封建残余，把资产阶级一度主张过的民主纲领付诸实现。无产阶级作为一切阶级中地位最低的阶级，也是一切阶级中最民主的阶级。它将在一切机构中实行普选制，实现充分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⑧

　　同时，在夺取政权前，考茨基的新闻出版自由理念还体现他对于党内自由的身体力行上。1890年，在德国“反社会党人法”到期被废之后，鉴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决定在党的报刊上讨论党的纲领，恩格斯整理了马克思于1875年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及其所写的序言，寄给了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建议发表。考茨基回信告诉恩格斯，称“发表是必要的。而且恰好是现在”，⑨ 并把马克思的稿件送去排印。然而，不仅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坚决反对发表该稿件，而且出版人狄茨也非常害怕，要求把文章送给党的领导审阅。⑩ 为此，考茨基顶住种种压力在《新时代》1891年第1卷第18期上发表了该手稿及序言。

　　夺取政权后：“自由发表我们的意见是我们的权利”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考茨基的新闻出版自由理念丝毫未变，不仅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废除新闻出版自由”的做法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评，而且重申了新闻出版自由是所有人“权利”的观点。

　　其一，社会自由问题。1918年，针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封闭其他社会主义党派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的做法，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批评道：“反对派被剥夺了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问题在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是否需要这些措施，社会主义是否借助于这些措施才能最好地实现，或者甚至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实现。”(11) 他强调：“自由发表我们的意见不仅是我们的权利，而且也是我们的义务”。(12)

　　在考茨基看来，如果剥夺了无产阶级的这种“权利”和“义务”，那么后果无法估计，他指出：“由于没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由于没有一种有各阶级和各党派代表参加并能在其中发表意见的中央代议机构，于是那些实际上的专政者们就很容易只把他们所喜欢的消息向公众发表。不论他们是否利用这种可能性，人们对他们的报道总是不信任的。在这同时，批评并没有沉默，批评只不过在寻求地下的途径而已。”(13)

　　在这种情况下，考茨基批评俄国的这种做法是“废除新闻出版自由”和“少数派用武力和恐怖来压制人民大多数”，(14) 他明确指出：“社会民主党迄今一向对人民群众进行这样的实际事例的教育：即社会民主党是最不屈不挠地维护一切被压迫者的自由的；……而现在，一旦社会民主党取得了政权，这种实例教育竟然立即就被与它背道而驰的实例教育所排挤掉了。它的第一措施居然就是废除普选制和废除新闻出版自由，剥夺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15) 同样是作为社会主义者，他无法接受。

　　对此，考茨基专门摘引他1893年在《新时代》上的一段论述——“结社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和普选制（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普遍兵役制），这些制度不仅是一种可供现代国家无产阶级在与那些当年努力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诸阶级对比之下能更有利地加以运用的武器；这些制度而且还能使各个政党和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显示出来”。(16) 在文中自述：“我今天的见解还是如此”。(17)

　　其二，党内自由问题。在批评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做法时，考茨基还明确主张要保障无产阶级内部的新闻出版自由，他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强调：“在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中，保护少数派是很重要的。任何新的学说，无论是理论性质的学说或策略性质的学说，在开始时都只由少数来主张的。”(18) 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在政党内部压制少数派一切新意见的任何做法，都意味着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且阻碍无产阶级的成熟过程。世界正在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还不为人所知的、用传统办法无法解决的问题。”(19)

　　显而易见，考茨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仍主张新闻出版自由的做法，与列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曾向俄国人民许诺了“自由、面包与和平”，(20) 称“真正的新闻自由意味着全体公民的所有观点都可以自由发表”。(21) 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却以一系列不可避免的“暂时”和“紧急”措施（例如签署《出版法令》）为由取消了新闻出版自由，称“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对出版的任何干预都将停止，将在对法庭负责的界限内，按照在这方面最广泛和进步的法律为出版确立完全的自由。”(22) 1921年8月，当苏联完全实现了和平之后，党内要求恢复新闻自由时，列宁却批评这些人是“误入了迷途”，称“‘出版自由’不会用来祛除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偏差、毛病”，因为“出版自由会成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让国际资产阶级马上来收买成百成千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作家，组织他们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和斗争。”(23) 列宁明确指出：“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24)

　　虽然在此问题上，考茨基与当时左派代表人物列宁的观点相悖，但是他与当时左派阵营中的另一代表罗莎·卢森堡却拥有共识，并与右派代表伯恩施坦也有相近看法。1918年，针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压制社会自由与党内自由的做法，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的小册子中进行了批评，她指出：“没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报刊，没有不受阻碍的结社和集会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恰恰是完全不能设想的”，强调：“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25) 1921年，伯恩施坦则在《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中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俄国的前述做法“是思想上一个致命的错误的毁灭作用的例子”。他指出：“在俄国，贫困不断增长，对一切政治自由的压制在继续进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报纸得不到发行，资本主义的报纸完全没有，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的报刊才能被容许。具有不同思想的人也没有集会自由。自由的经济创造力被扼杀了，而这种创造力对于俄国来说的确需要”。(26)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列宁并没有接受考茨基等人的批评，而是把考茨基斥为“十足的叛徒和资产阶级的走狗”。(27)

　　此外，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考茨基所主张的这种保护少数派观点的理念与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中的论述也颇为相似。密尔在反对压制言论自由时曾指出：“假定全体人类减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正当。”(28) 当然，考茨基与密尔两人进行论述的背景是不同的。就考茨基当时所分析的背景而言，他所强调的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在社会之中和党内实行新闻出版自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