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重要观念，是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近代先进政治文明的成果之一，标志着社会的高度理性和先进特征。但任何一种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不有其传播的架构和历时性规律。“自由”作为观念传播史的重要研究命题和代表性个案，对其传播规律的厘清和省思，有助于把握这一观念在不同跨文化传播时期的历史状貌和实质内容，也有利于深入理解自由思想递嬗衍变的基本规律。

　　“自由”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其辞而无政治哲学义。后汉郑玄曾有“去止不敢自由” 1 之言，《三国志》有“节度不得自由” 2 之语，古诗词中“自由”屡见不鲜，但它们只存“专由、自在”之义，并无政治意义上的观念联系。诚如 ( 严复 ,1986b ) 所言：“政界自由之义，原为我国所不谈。即自唐虞三代，至于今时，中国言治之书，浩如烟海，亦未闻有持民得自由，即为治道之盛者。”虽然，作为其语源意义，西语“自由”（ liberty ）成为政治观念之前也具有“无拘无束、任意自专”的语义，但其作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所秉持的核心政治理念早已脱离了本初意味，就连密尔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 在讨论自由时，也开宗明义：“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不是这个与那被称为哲学必然性的教义不幸相反的东西。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 密尔 ,1959 )

　　或认为，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庄子的“在宥” 3 与自由思想暗合。谭嗣同在其《仁学》一书中，将庄子的“在宥”与自由观念相提并论，“庄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治者，有国之义也；在宥者，无国之义也。曰：‘在宥，盖自由之音转’。旨哉言乎，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 ( 谭嗣同 ,1986 ) 。 ( 康有为 ,1984 ) 亦言：“庄周言在宥天下，大发自然之旨，盖孔子极深之学说也。” “在”义为“自在”，“宥”义为“宽容”，《在宥》之旨在于反对人为，提倡顺应万物自然，达到不为物役、自在体道、无为而为的理想境界，所以在宥思想与自由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严复也曾认为儒家思想中的“恕”与“絜矩” 4 之道与自由观念有相似之处，但他谨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 ( 严复 ,1986a )

　　在“自由”观念缺失的文化语境下，晚清迎来了“数干年来未有之变局” 5 。虽然西方社会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但满清政府依然闭目塞听，固步自封，“那里的制度犹如台球那么结实——它是那么完整、精确、苛求，以至于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的风险。要摆脱它要么靠贪污舞弊，或者靠惰性——即什么都不干，——而极少靠积极性来实现。禁止革新，只要参照惯例就足够了。” ( 佩雷菲特 ,1993 ) 严酷的等级，僵化的专制和隔绝带来的是信息渠道的扭曲与阻塞，不了解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更谈不上要求自由、平等与人民权利的近代民主思想 ( 何兆武 ,2001 ) 。而就在这一时期，西方新教传教士纷纷赴华。他们刊行报刊、出版书籍，希图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中找寻一条文化调适之路，实现自己的宗教理想 6 。也正是在这种文化实践中，欧美日臻成熟的自由观念伴随着圣经和铁血开始了在晚清社会的传播路径建构。

　　为彰显这一观念的传播模式和规律，本文将从语汇源流、政治交往、报刊观念场三个维度，厘清并还原自由观念跨文化传播的清晰进路，同时对该个案的认知误区作去伪存真的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