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王尔恺用钢笔抄苏文纨的诗，写在折扇上，方鸿渐“一看就心中作恶”，“撇嘴道：'写这种字就该打手心！我从没看见用钢笔写的折扇，他倒不写一段洋文！'”平心而论，用钢笔抄“白话诗”，倒也没什么乖迕，只是不大配折扇。《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0年11月21日）也讥人用钢笔抄古书，说：“《唐韵》抄本怎么可以用钢笔抄本来付印？应该用毛笔写，而且不能有一个错字！”用意是一致的。

　　按，《管锥编》1465-1467页论庾元威《论书》，透阐作字须得体，最后记陈祖壬事云：“犹忆李宣龚丈七十寿，名胜祝釐诗文，琳琅满墙壁而盖几案；陈汉策先生赋七律以汉隶书聚头扇上，余方把玩，陈祖壬先生傍睨曰：'近体诗乃写以古隶耶？'余憬然。后读书稍多，方识古来雅人深致，谨细不苟，老宿中草茅名士、江湖学者初未屑讲究及乎此也。”《围城》的杀青，是在1946年底；李宣龚的七十寿，则在1945年。所以，方鸿渐的“撇嘴”，必是从陈祖壬学来的（按，眼睛“傍睨”的同时，嘴之“撇”肯定少不了）。

　　《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二十六则亦记此事，则作：“李拔可丈七十寿，陈仲恕撰七律，以汉隶书聚头扇为祝，余方把玩，陈病树傍睨曰：'以古隶写近体诗，是为失体。'亦此意。”（1851-1852页）据此，知“陈汉策”之“策”，为“第”字之误。陈汉第（1874-1949），字仲恕，浙江仁和人。其父陈豪（蓝洲）、弟陈叔通（敬第），皆为大名流。我一直不知陈汉策为谁，读了《札记》，才“疑冰大涣”。

　　又钱先生与周振甫书，自谓不工书，只能作尺牍、笔札，不能写碑；若“小字放大，终如小婢学大夫人，纤足放成大脚，贻笑识者”（见《人民日报》1988年5月24日陈封雄《关于书法之道的妙喻》）。其意，与《管锥编》此节所论，正可以同参。而与钱先生通过信、又为老钱先生之弟子的胡邦彦，笑郭沫若写“黄帝陵”碑，用“行书大字”，又自署其名“郭沫若”，用“行书小字”，“'若'字带草，还绕了个圈儿”，实为笑枋（见《胡邦彦文存》67页）；也是这个道理。

　　又郑逸梅《尺牍丛谈》引费有容《写信指南》云：“骈体信均用于政界，或用于尊长，皆须恭楷，此一定式也。”政界的阶级较严，自必不苟作；友朋之间，则可以随便，用散文、行书了。惟其如此，“友朋书札”的释读，在今人，也就成了一件难事。

　　《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十二册记“邓粪翁书法”：“壁上悬邓粪翁大篆一幅，书一绝云：'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其字熟而不俗，放而不野，出神入化，予坐其下，时时欣赏。”（222页）此七绝是龚自珍的，用大篆来写，正是钱先生说的“不得体”；顾先生不讲书法，自然是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