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最喜欢过年。我说的小时候,是我这个90多岁的老人的小时候,按公元纪年,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事了。过年之于我,还有个与其他孩子感受不同的地方,即别人都上新式学堂,有星期天,还有寒暑假。而我是上私塾的,一年只有农历腊月十六到翌年正月十五一个月放假,谓之年假。也就是说,因为过年才放的假。没有私塾经历的人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六七岁、八九岁的孩子,平时像骡马被拴着一个笼头一样,天天被圈在书房里认字、背书,忽然放了假,没有老师盯着你苦读了,其高兴、其快乐,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过年的好处太多。首先,似乎家家都有一种默契,过年期间一般不打骂孩子,想怎么找邻居小朋友玩儿就怎么玩儿,大人一般不管。其次,好吃的东西比较多。为了准备过年,大概每年腊月二十一过,妈妈就会带我采购年货,包括红黑枣、蜜枣、莲子、桂圆、荔枝、柿饼、水糖、金橘饼之类,还要买些做菜用的金针菇、木耳、香菇等等。甜品是为了招待来拜年的客人,放在一个分格子的大礼盒里面的。成年客人一般不吃,摆出来只是一种礼仪而已。但遇到带孩子来的,那就要大把地抓给孩子吃了。至于我,当然是随时可以吃的。

　　附带说明一下,当年对巧克力这种洋玩意是闻所未闻的,我家乡是个中小县城,连苏州风味的糖果都没有。至多有点当地做的花生糖、芝麻糖而已。

　　为过年,妈妈特别忙,要给孩子做件新衣服,要大扫除,床单、被子都要清洗之外,整个房子从上到下都要清扫一遍。还要冲糯米粉、炒“炒米”和蒸包子。这些都要到外面专门的店铺去做,因为自己家里不会,也没那些工具。比如冲糯米粉,是为过年包元宵、做年糕用的,当年不像现在,可以到超市买一包包制作好了的糯米粉,而必须自己在家里把糯米淘洗干净、晾干,然后拿到铺子里,让人家放在一个大石臼里冲成粉末,再拿回家放在大竹匾子里晾晒,等干透了,就放进罈子里,可以随时取用。至于炒“炒米”,那是把糯米在家淘净,拿到店里去请人家在大锅里拌着沙子炒,不仅炒熟,而且炒得蓬松起来,然后拿回家收在罈子里。饿了用开水泡泡就能充饥。至于蒸包子,因为南方人不会发面,只能在家做好包子馅儿,拿到包子铺请他们包上面,蒸成包子。那是专为过年准备的。因为有这么一种迷信:从大年初一到初五,家里不能烧饭、做菜,早中晚三顿,只能把做好的饭菜热一热来吃。据说,这预示这家人一年都能丰衣足食,不愁吃穿。此说在今天看来太荒谬,当年却是家家都谨遵而不敢逾越的。当然这也有天时和地利的因素。我的家乡在长江南岸。旧历年一般都在阳历一月,正是北半球一年最冷的时候,气温都在摄氏零度上下,做好的饭菜放个五六天不至于发馊。我不知道广东、海南过年的风俗如何,恐怕不会有这样的可笑规矩。

　　俗称腊月二十三“送灶日”为过小年,意在已经进入过年的氛围了。所谓“送灶”,即送“灶王爷”上天,向玉皇大帝报告这一家人一年的善恶功过。作为凡人,当然希望灶王爷多说点好话。我还记得“送灶”的仪式,江南人家一般灶房里有两口或三口大小不等的锅,最右边的锅较小,是烧菜用的,中间的那口锅较大,是煮饭用的,最左边靠墙的那口锅最大,平时不用,遇有红白喜事,客人多时才用。炉灶中间有个方形砖砌的烟囱,因为家家都靠烧柴火做饭(我的家乡烧芦苇,长江两岸有大量芦苇生长),温度没有烧煤那么高,加上烟囱是很厚的砖块砌成的,外层并不很烫,因此可以在上面挂“本宅灶王之神位”的木牌牌。两边还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上天言好事”,下联是“下界保平安”。这付纸联在每年“送灶”时是要更新的。祭灶王爷的供品有两样,一是麦芽糖块,北京叫“糖堆”或“糖瓜”;另一样是红小豆加糯米煮的饭。以这两样祭灶,目的只有一个:用糖让灶王爷感到甜甜的很舒心而说好话和少说话(因为麦芽糖和糯米饭都很黏,可以粘住嘴巴)。这说明人有多聪明,既要贿赂灶王爷上天说自己的好话,又要强制他少说话,以免他向天老爷说自己的坏话。这些事都是80多年前大人向我们孩子解说的。因为它很离奇,还似乎言之成理,所以我至今还能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