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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湘泉 王天义 谢平 孙翠兰
新的千年，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我们迎来了恩
60年来，宋老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中学走到华北联大，又从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大学走到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
60年的风风雨雨，60年的辛勤耕耘。
60年的呕心沥血，60年的孜孜求索，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这新的辉煌时刻。
教书育人 为人师表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我国，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这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义愤。当时年仅22岁的宋老师出于民族自尊心，毅然参加到抗日队伍中。3年后，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党组织安排，先后在陕甘宁边区的陕北公学和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后于1940年被派到晋察冀边区中学任教。从那时起，宋老便开始了他人生旅途中迄今长达60年的教育工作生涯。
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也是八年抗战中最艰苦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解放区的“扫荡”和“蚕食”。蒋介石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包围和加紧进攻的策略。华北地区又遇连年的水、旱、虫等自然灾害，根据地学校的教与学以及教员、学员的生活都陷入了困境。
在教与学方面，由于教员奇缺，每个教员都必须是多面手。宋老在晋察冀边区中学担任了社会发展史、中国历史、边区建设、生物和化学等课程。1944年春，晋察冀边区中学与华北联大合并后，宋老又在华北联大担任时事政治、社会发展史、中国历史、中文等课程，同时兼任高中班的生物和化学课程。由于日伪的夹击，教员与学生白天行军、打游击上课，晚上几个教员共在一盏小草油灯下备课，经常是到清晨老乡已经起来担水了才和衣睡一会儿，天亮后继续行军，打游击上课。荒山野坡、农家场院都曾做过课堂，学员席地而坐，以膝盖为课桌。
在物质生活方面，教员和学员都十分艰苦。教员不但没有工资、津贴，而且连每人每天一斤小米也保证不了。为了粉碎日伪“扫荡”和“蚕食”，为了教好学好，宋老同师生们利用晚饭后的间隙，采树叶、挖野菜、开荒种地。在宋老的自传中有这样一段写实：“那时，最好的树叶是榆树叶和杨树叶，我们将采来的树叶淘洗后，浸去苦味掺到饭里去。揭开锅盖后，锅里黑乎乎的都是野菜和树叶，很少看到米或棒子面。”有些学员因此而患病甚至死掉。身为教员的宋老深为痛心，便挤出时间到白求恩医学院听课和自学了解剖学、内科、外科，并结合民间土方为师生治病。
就是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晋察冀边区中学和华北联大的课始终没停过；就是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教员没有一个不努力备课，尽力把课教好的，学员也没有一个不努力学习。艰苦的环境和师生的共同努力，为抗日战争前线和敌后根据地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这些人当中，有的成了司令员、将军，有的成为党和军队的工作骨干和中坚力量。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华北联大迁到张家口。当时的学员大部分是来自天津、东北和华北地区的进步青年，宋老除担任抗日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毛泽东著作和其他课程的讲授外，还针对敌占区进步青年的特点做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还带领师生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协定、发动内战的宣传工作，参加边区民主建政和选举，按照“五四指示”精神到农村参加土地改革。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张家口，华北联大撤退到冀中束鹿县，在束鹿县成立了政治系和经济系，宋老担任经济系主任。从那时开始，课程的设置主要是为进城后培养干部，宋老广泛听取各方人士意见，参考了当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设置情况，对课程进行调整，自己主讲经济思想史、世界经济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1948年经济系归并到王学文在石家庄办的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后，华北联大则与范文澜领导的晋鲁豫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中央派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分别担任校长、副校长。宋老在华北大学担任一个区队长，管理六、七个班共近千名学生，同时担任政治形势、社会发展史、党史和哲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1949年，解放战争胜局已定，华北大学迁到了北京。宋老先后在华北大学天津分校任办公室主任、区队长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教育科长，同时与艾思奇、王学文等同志一起讲授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1950年初，华北大学的政治研究所与华北局办的干校合并，10月中央人民政府组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宋老任政治经济学系主任。后经济系与计划系合并为经济计划系，宋老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一九五六年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系，宋老任政治经济学系主任兼校党委常委。
新中国向教育战线提出新的要求，为国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宋老除了自己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外，还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政治经济学系的师资队伍、教材和学科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有创见和前瞻性的工作。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宋老深切地体验到：百年大计，教师为本。宋老对选拔教员的要求很严，除招贤纳士和将当时由苏联专家培养的研究生班的优秀学生留校外，还采用增强教研室和系内教员流动性的办法提高教师质量。宋老的这些措施不仅为当时合格建设人才的培养，而且为日后经济系乃至经济学院的发展夯实了雄厚的、训练有素的师资队伍的基础。
在教材建设方面。建国初期经济系曾用前苏联的教材，后来宋老带头并鼓励教员自编适合中国国情的教材，各学科都编写了有代表性的教材和讲义。
在学科建设方面。在整个大气候还排斥西方经济理论的时候，宋老则认为，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必须懂得西方经济；通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必须研究世界经济；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明了经济学说史上各种流派的观点与主张。基于这种认识，宋老在经济系设立了经济学说史教研室和世界经济教研室。这两个教研室的设立，在全国范围内是最早的，两年后，又设立了世界经济专业。宋老亲自请从美
宋老在十年浩劫期间，被扣上“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无端的罪名，即便是这样，宋老仍然在思考，并力求使自己的观点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
改革开放后，重新获得工作机会的宋老比年轻人还勤奋。他早出晚归，每天早晨不到7：30就到办公室，晚上8：00才离开。他积极研究新学科、新问题，并将研究成果贯穿在教学中。研究生教育恢复以后，宋老任人大第一批硕导和第一批博导，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培养出第一批硕士和第一批博士。至今已经带出近30位博士。在培养工作中，宋老一贯要求研究生要务实、要创新、要超过老一代……。
在宋老60年的教育工作生涯中，他教过数以万计的专科生、进修生、本科生、研究生
理论联系实际 治学严谨
理论联系实际是宋老的一贯品格，多年来这一品格使他形成了把教学、科研和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有机结合、不唯书、不唯上、从实际出发探讨真理的特有作风。
早在五十年代初，宋老就根据党制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先后撰写了《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怎样联系当前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试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赶上并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和收入的经济意义》、《积极改良农业生产技术对进一步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会的作用》等论文。
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举国上下洋溢着一片激情。起初，宋老也曾受到这种景象的鼓舞，但随着高潮的不断升温，宋老变得越来越冷静了，他实事求是的作风督促他一定要到实际工作中走一走，趁在河北省安国县兼任县委副书记职务时，到基层和农家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根据调查的认识他曾对有关人员讲“粮食扔在地里不收，老百姓是会饿肚子的”，“几千万人上山搞土法炼钢，既无科学根据，又无原料、燃料和技术条件”，“这不是炼钢，是破坏正常生产和生活”，“安国农业产量和生产指标有很大的虚报和浮夸”，“这样搞下去，国民经济是会破产的”。
改革开放以后，宋老仍坚持他特有的作风，孜孜不倦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路。先后撰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与实践和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发展》、《运用〈资本论〉的理论来研究经济管理学理论问题》、《运用〈资本论〉中商品生产的理论指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提高经济效益》、《运用〈资本论〉的经济理论指导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必须加快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快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及其趋势》等论文，系统地阐述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企改革问题的日渐突出，宋老不顾年事已高，抽出时间到工矿企业进行实地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解决企业资金短缺和商品市场疲软的几个问题》、《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一条重要途径》、《国有工业企业必须自负盈亏》、《全民所有制企业三项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提高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几个问题》等文章。
在注重国内经济问题研究的同时，宋老还针对二战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和发展，撰写了《当代帝国主义经济》一书，该书曾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宋老的以上研究成果，不仅浸透了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汗水，而且也浸透了他反复思考细心斟酌的心血。宋老经常为了一个观点或一句重要的措辞而辗转反侧，就这样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安之夜、不眠之夜。每当我们仔细阅读宋老的这些成果时就会从中深切地感到，他是科学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范，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文章的手稿已被国家图书馆收藏，文章收录在2000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涛选集》中)。
为了鼓励在教学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教员和品学兼优的学生脱颖而出，宋老将“文革”后积攒起来的十万元稿酬全部捐献出来，设立“宋涛经济学基金”。从数量上看，10万元钱并不算多，但这是
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队伍贡献卓越
改革开放以后，宋老除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以外，还兼做大量的社会工作。
八十年代初，在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组召集人的同时，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倡导下，宋老亲手组建了全国经团联，并前后任副主席、主席兼党组书记，随后又组建了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并任会长。成立了经济科学出版社、《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和《当代经济研究》杂志社。此后，又根据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面临的新任务，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组建了全国《资本论》研究会。80年代中期组建了经济学说史学会。通过以上各种活动，
而今，宋老虽年逾八旬，但工作热情不减当年。在今年的炎炎夏日，宋老曾两次住院手术，但仍在住院前后到太原、宁波、福州和南京等地参加学术研讨会，学校的各级领导、教员
多么朴实的语言，多么可敬的老前辈。
面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我国老一代教育家，在庆祝宋老从教六十周年之际，我们这些莘莘学子由衷地祝愿宋老：健康、长寿、学术生命之树常青。
来源：《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斯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