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古代蜀学发展的高峰，北宋中期“苏氏蜀学”、范氏之学兴起。之后，经过洛蜀角力，绵竹人张栻之学（发展壮大的湖湘学）返传回蜀，蜀学开始转型，到南宋晚期实现了传统蜀学同程朱理学的融会，完成了“洛蜀会同”。近些年来，学界关于蜀学的研究日益扩展和加深，笔者在进一步探究中，也有一些新的思考和认识。

　　“二江九先生”之谓

　　《宋元学案》专设《二江诸儒学案》，足见其对二江诸儒的重视。其中列出宋代在成都沧江书院返传张栻南轩之学的著名学者，即范荪、范子长、范子该、范仲黼、薛绂、邓谏从、虞刚简、程遇孙、宋德之九人（皆巴蜀人），特别指出“其时二江有九先生之目”。

　　“二江”乃泛指成都，因郫江（府河）、流江（南河）绕成都城得名。二江诸儒包含众多学者，《宋元学案》为何特别指出“九先生”？据已见资料，首先，叶适有“永嘉（今浙江温州）九先生”之说、《宋元学案》有“元丰太学九先生”之称，并且认为“永嘉自‘九先生’而后，伊川之学统在焉”。其次，南宋时浙东有专设的或在孔庙、县学设立的“九先生祠”。叶适对“永嘉九先生”传洛学入浙非常看重，把此举视作为伊洛之学入浙“开道”，使浙学大盛。《宋元学案》很可能借鉴于此，认为“二江九先生”返传南轩之学回蜀，推进了“洛蜀会同”，使蜀学大盛。二者都起到学术开道和传承作用，接续孔、孟、二程学统，大力传播洛学，因此《宋元学案》列出九位着力传播南轩之学的蜀中学者，以之喻比“永嘉九先生”，示尊崇表彰、激励后学之旨。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学案》的原著者黄宗羲是浙江绍兴府余姚人，补修者全祖望、王梓材、冯云濠均为浙江宁波府鄞县人，他们熟悉浙东“九先生”之称及其内涵，因此与之类比，把这个对理学名儒的誉称，给了南宋时在成都研习和传播南轩之学、为洛学开道并使蜀学大盛的九位著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