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古无文字，他们的阅读史是从学习汉字开始的，之后日本人就创造了一种叫做“训读”的办法，也就是看着中国字，读着日本音；读着中国文，念着日本语法，这样在心里将汉文颠三倒四就读懂了意思。这实际上是一种在形式上对原文以“零变动”的方式翻译中国的文学经典，也就是经过了这样的翻译过程，中国的文学经典越境进入了日本文化。

　　论起中国文学经典的域外传播史和翻译史，就不能不谈到日本人的这种“训读”，因为从中国文学经典走向世界的历史步伐来看，日本人的“训读”翻译可谓历史悠久、气象万千。

　　“训读”与“汉俳”的交响

　　中国的文学经典越境之后，变化的当然不仅是读音和念法，经过形形色色的翻译和重写，原文的模样有时就变得让我们自身都认不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变体”不但改变了经典的语言形态，而且精神姿态也应需而变。翻译和改写为这些经典注入了另一种生命，连文字也不动的“训读”，可以看做原作的“分身”；将它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大段插进日本诗歌、日本故事中的，可以看成是原作的“影子”；还有给它们改名换姓换一换背景就讲成日本故事的“翻案”，可算是原作的“化身”，至于那些冠以中国的文学经典之名、作品中的人物只不过是穿着汉服唐装的日本人的所谓《三国志》、《新三国志》、《水浒传》等，有些算得上是中国的“远亲”，有些就只能算是“李鬼”了。正是通过这些“分身”、“影子”、“化身”和“远亲”，中国的文学经典曾经影响过很多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从《论语》到《西游记》，中国的文学经典不断被翻过来、翻过去，反复重写，它们的“变体”在很大程度上为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想象和中国人形象打下了底色。

　　反过来看，日本文学经典最晚从我国明代便有了翻译的历史，虽然数目不多，但中国特色已颇为浓厚。今天，《万叶集》、《今昔物语集》、《源氏物语》等都有好几种译本。短时间出现这样多的重译本，在世界上恐怕也不多见。中国人还品味日本人的俳句与和歌，用汉文创造了“汉俳”与“汉歌”。不过，不论是“汉俳”还是“汉歌”，都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学特色，可以说是日本文学经典越境后的“变体”。中国的日本文学经典也已形成了尊重原著、尊重中日文化交流历史、尊重既往研究成果、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鲜明特色。

　　如果将这样两种“变体”放在一起，将会看到什么风景？历来对这两种“变体”是各人有各人的见解，笔者想做的是将它们放到一起来观察，既思考中国文学经典的对外传播问题，也思考外国文学作品的汉译问题。表面看，这属于两个学科的问题，实际上却不能割裂。我们让“他俩”分手太久了，两件事各有人做，但更需要让“他俩”拉起手来，只有这样才能将两件事做得更精彩。

　　“训读”是一种看不出翻译痕迹的翻译，这恰是一个象征。中日文化，看似相近的部分，却是那样的不同。共有的汉字，常让我们看花了眼。在共有汉字基础上，两国的翻译看起来与一般的翻译有所不同。而对汉字的理解不同出现的误译误解，常常使读者挠头、学者叹息。文学经典的翻译和传播与民族关系、社会文化思潮、翻译环境和翻译思想、传播的技术手段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值得充分研究，而译作和翻译者却是其中最值得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