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接到台湾民俗学界的邀请,要我出席在台北召开的“庆祝娄子匡先生百岁诞辰之民俗学学术研讨会”。我在撰写那次学术会议的论文时,由在台湾被称为中国民俗学守护神的百岁老人娄子匡立刻联想起另一位被称为中国现代民俗学之父的百岁老人钟敬文,并想起闻一多于1928年写《杜甫传》时由杜甫而想起李白的那些文字:“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也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于是,我为台北那次学术研讨会,写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界两曜相碰的“钟敬文、娄子匡比较研究”。 

　　十年后,继娄子匡百岁诞辰之后,又迎来杨宪益百年华诞之日。在写纪念宪益先生的文字时,我就像当年的闻一多写《杜甫传》想起李白,自己十年前写娄子匡纪念文字时想起钟敬文那样,由杨宪益而想起钱锺书——钱锺书和杨宪益是中国现代译坛上的双子星座。 

　　一 

　　钱锺书比杨宪益年长几岁,两位中国现代译坛巨擘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均留学于英伦牛津大学。当年牛津大学中国留学生中,杨宪益最年轻,中国留学生同学间多称杨宪益为小杨。杨宪益记得当时最要好的朋友有后来专攻敦煌学很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向达(向觉明)。那时,向达也是钱锺书“一见如故,做了很好的朋友”中的一位。晚年杨宪益忆起在牛津大学与钱锺书相处的往事时,还记得:“锺书当时同牛津大学的中国朋友很少往来。”但有一次,“向觉明兄曾对我说,锺书兄除了对他亲近外,只有‘小杨’(杨宪益)还可以谈谈。” 

　　牛津大学学成后,钱锺书和杨宪益均曾在欧洲游学数年,并一同于抗日战争初期回国。他们的学识均得到吴宓极大的赏识。二十世纪之初清华大学有国学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其中的陈寅恪和赵元任就是吴宓特别向清华大学推荐的。而钱锺书也为吴宓所极为赏识。杨宪益的归国,却有沈从文和吴宓一同把他推荐给昆明西南联大。吴宓慧眼识英才,对钱锺书和杨宪益的学问的赏识,也早预见这两位牛津归来的英才当在中国文化天地大有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经常拜访新华社资深译审欧阳采薇先生,恭请她为外文社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社外英译者。在欧阳采薇寓所里,老人经常谦恭地对我说:“你们外文出版社,有钱锺书先生英译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有杨宪益先生英译中国古典文学和鲁迅的著作,都是无与伦比的英译巨作,锺书和宪益均是昔年吴宓慧眼赏识的大学问家。给你们外文出版社当英译责任不轻啊,不能对不起钱锺书和杨宪益为外文出版社树立的高标准英译著作啊。”多年后,欧阳采薇逝世后,我在一部吴宓的传记里,才知道欧阳采薇先生原来还是吴宓在燕京大学得意的女弟子。欧阳采薇老人深深地推崇钱锺书和杨宪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