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冬，我有生头一回进京。当时我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一名年轻编辑，正领命做一本大型纯文学双月刊的前期工作，这本刊物，就是后来在文坛享有盛名的《大家》。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但我胆子不小，一个人摸索着去了《青年文学》，偶遇知名编辑李师东。李老师听说我此行的任务是找在京的青年作家，为未来刊物的稿源做准备工作，便帮我介绍了几个人，其中就有正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的陶纯，二十几岁的陶纯已经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上海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大刊发表过小说，作品还被《新华文摘》选载过，这在当时颇为不易。

　　我拿着李师东写给我的纸条，先去了军艺，没费力气就见到了陶纯。人与人的关系真是奇怪，有的人与你一辈子共事，彼此都难成朋友；而有的仅一面之交，便成为永远的朋友，仿佛前世就认识——我与陶纯，便属于后者。

　　从第一面我就看出，陶纯有颗细腻坦诚的心，这个出身山东贫穷农家的子弟，善良敦厚，沉稳实在，很低调，不张扬，总是面带微笑，性格不愠不火。我们相识26年，每年都要多次见面，我从未见过陶纯怒火中烧的模样，他总是微笑着。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一旦想到陶纯，就会阴转晴。

　　《大家》创刊不久，我就责编了陶纯的短篇小说《村殇》，写的是农村被渐渐破坏的政治生态和基层干部的腐败问题。文章跟他人一样，不愠不火，不紧不慢，感性而调皮的文字会逗你会心一笑，但它是有深度，有力量的。送审时，主编问我为何选发这篇小说，我揶揄说，大概是因为微笑的批判现实主义。主编愕然，审完稿子后说，你是对的，只是这微笑里，夹杂了讥讽，这是篇有分量有特点的农村题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