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编出的《五人诗选》，有北岛、舒婷、顾城等人，与30年后的这本《五人诗选——雷平阳、陈先发、李少君、潘维、古马》相比，前者是一条直线，而后者却成为汉语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新界面。它凹凸有致地对应于汉诗地图上的平原、山川、高原、河流和丘陵。以陈先发为代表的五位诗人，不再是一种对抗，而是与上述地貌建立了有效关联。

　　21世纪以降，从外部看，诗歌似乎边缘了，沉寂了；然而在它的内部，中国当代诗歌真正丰腴起来，它已如此纯粹、深邃、复杂、自足，恰似一头正在酝酿吼叫的豹子，此刻远远地闲庭信步，对自我与前景却已胸有成竹。新《五人诗选》，大概可以为一般读者提供一次管中窥“豹”的机会，由此诱发他们对当代诗歌做更深入的阅读和观察。

　　陈先发，安徽桐城人，地域文脉接续下的“仙风道骨”者。仙，对应于他对某种神秘气息、轮回观念的迷恋；道，基于他诗歌中对道统的执著。陈先发在写于1986年又改于2000年的《与清风书》这首诗中写到：“我想活在一个儒侠并举的中国。”这句诗庶几可以看成他诗歌精神的写照：如侠客般举着沸腾的血，又如儒者般深深怀着戒律，他的写作也由此逶迤展开。八九十年代的诗作不免有一种刻意而为的清高，充满书卷气，语言也空泛些。进入新世纪，他才真正把儒心侠骨在诗歌中铸造起来，《与清风书》的修改显示了这样一个转捩点。陈先发认为，写诗是一个用语言手段来辩证自我的过程，有一颗对万事万物的好奇心、有一颗力图“致良知”的心，这是最基本的。所以他有时把诗歌称作“致良知术”，他渴望恢复“道统”的“写碑之心”如此迫切，托物、言志、载道的诗学理念都明确灌注在写作实践中，每每用心良苦。且看他的孤傲：“它油腻腻的皮肉是本时代的文学，却不是我的。”（《捂腹奔赴自我的晚餐》）《鱼篓令》《青蝙蝠》《伤别赋》《悼亡辞》《黄河史》《春风斩》《病中吟》《秋日会》《南山述》，以及诸颂章，皆可见其深层批判与悲悯。长诗《写碑之心》从繁复的细节导向现代语言、知识人格的构建，沉着、踏实、稳健，把生命、历史、地理当下熔化成一股血脉，显露出触摸事物灵性与世界神秘性的雄心。近来他愈发表现出对语言中的“仁”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在言说与不可说之间的张力中沉入了裂变的哲学，但“死神也不能让我丧失语言”却又显露出对诗的最高赞颂。

　　雷平阳，云南昭通人。尽管我认为他的写作粗粝、血腥甚至暴烈，离汉语“温柔敦厚”的传统太远，但我不得不说他写出了一方水土中惊心动魄的“生死场”，甚至可以扩而大之为生命的“生死场”。那些千奇百怪的故事和命运，惨痛与麻木，落魄与孤苦，在他这里从来没有被遗忘。也许，生命的卑微、鄙贱必须通过一种泥石流一样的语言来堆塑、冲击，只有这样才是无欺的语言，才是“诗无邪”，这恰恰又吻合于“修辞以诚”的传统，没错，“子弹一样的/带毒的字词，总是催生出神来的异禀”（《在少林寺》）。因为那是经过了漫长的自我辩证的苦修：“终于想清楚了：我的心/是土做的。我的骨血和肺腑，也是土/如果死后，那一个看不见的灵魂/它还想继续活着，它也是土做的”（《尘土》）。可见，惊悚对于他也是一场漫长的勇气，他已先于文本承担了暴力的榨取，无故乎发出哀叹：“我与诗歌没什么关联了，风骨耗尽/气血两虚，不如松手/且听遍野哀鸿把自己的心肝叫碎”（《过哀牢山，听哀鸿鸣》）。诗歌中的勇士，岂不是雷平阳也。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雷平阳的慈悲，在于他持守一个牺牲者的立场，愤怒、挣扎和受难，一并由他的语言来承担，这岂不就是诗歌中的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