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文学新力量

　　曹有云，藏族，1972年生于青海。著有诗集《时间之花》《边缘的琴》。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首届青海文学奖、首届《青海湖》文学奖，第三、四届青海青年文学奖等。

　　边缘地带的中心冲动

　　□马步升

　　藏族诗人曹有云毫不隐晦自己所处的边缘地带，即地理上的和文化上的双重边缘地带。其实，可能还有一种边缘，即由前两种边缘意识长期诱导、训育和生发的挥之不去的被边缘的心理感受。

　　曹有云在诗歌中将自己生活了20余年的城市格尔木命名为“纯粹无中生有”的城市。城市的历史昭告了这个命名的可靠性，同时，排除幽默、自嘲的因素，这个命名似乎还有某种文化上的意义，即加塞式的跨越式发展。事实上，像格尔木这样的纯粹无中生有的城市，在广袤的西北边地并不少见，城市的年龄仅有几十年，但从城市拥有第一座泥巴屋和第一个居民时，其起点直接对接的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完全不像内地历史悠久的城市，要一步步从漫长的历史烟云中走过来，有着那么多那么深沉的、永远也述说不完的兴衰故事。好似在漫长的、因焦灼而令人窒息的队伍中，突然出现几个拥有无上合法性的加塞者，率先得到了驶入时代前列的车票。因此，从这个立场出发，边缘未必真的是边缘，中心也未必是可以涵盖一切的中心，至少，这是一个边缘与中心的混合体。

　　由“被看”到“我看”

　　如果我们对近几十年西北诗人的诗作稍作梳理，便会发现，对边地的诗歌描述已经由“被看”悄然演变为“我看”。边塞诗已然成为遥远的历史回声，被称之为“新边塞诗”的诗歌，虽还是昨天的事情，但“边塞”的内涵已经由以往的客体变身为主体。这种变化是悄然的、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也就是说，先前的边塞诗和新边塞诗，大都是站在中心的立场和情感上，在中心的视角下、在中心的语境中，在面对边地时，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种先验的、天然的、某种霸权意识的眼光，边地理所当然成为一种“被看”的对象。在这种中心意识的支配下，这类诗作中流露出的最重要的情绪，便是“中心”对边地的猎奇、审视，一种“中心”对边地的天然优越感无处不在，而“被看”者，只能听任“看者”的裁决。虽然在“看者”的队列中，也不乏安身立命于斯的边地的主人。

　　而在不知不觉间，被看者似乎已不甘于“被看”了，开始站在边地的立场上，带着自身萌生于边地的情感，带着自身对边地真实可靠的体验和理解，以诗歌的形式，矫正、复原、还原，尽可能构建出一个与边地事实相契合的诗歌边地。这是一个“我看”的边地，虽然并不能完全排除误看、误听、误读、误解，但这是根植于一个地域的地域文化自觉，正是有了这种地域文化的根基性存在，以边地为主要描述对象的边地诗人作品中便呈现了与以往任何时期的边地诗歌都大为不同的精神气象，可以笼统表述为：边缘地带的中心冲动。

　　曹有云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从他诗歌的诞生、传播和被广泛接受的历程考察，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轨迹：不满于“被看”的境遇，向“看者”呈示“我看”，而“我看”的，恰好是“看者”极力要看，却不得其要旨的精神人文景观。表面看，这仅仅是“谁看”的问题，实际上，由此连带出的是“谁在说”、“说什么”，还有“怎么说”。“看者”和“说者”的悄然变换，并不在于谁“看”得更多更准确，也不在于谁“说”得更好，声音更洪亮，关键点在于：“看”的权利和“说”的权利在于“谁”。主体的悄然变换，事实上是一种文化权利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