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婆一生有过11次孕育经历，最后存活的子女有10人——这在那个儿童存活率极低的年代里几乎可以视为奇迹。作为老大的母亲和作为老幺的小姨之间年龄相差将近20岁。也就是说，在外婆作为女人的整个生育期里，她的子宫和乳房几乎没有过闲置的时候。外婆的身体在过度的使用中迅速折旧，从我记事起，她就已经是一个常年卧床极少出门的病人了，尽管那时她才五十出头。易于消化的米糊，从不离身的胃托(一种抵抗胃下垂的布带式装置)和劣质香烟(通常是小姨一支两支地从街头小店买的)，成为了外婆在我童年记忆中留下的最深刻烙印。

　　外婆生养儿女的过程里，经历了许多战乱灾荒，还有与此相伴而来的多次举家搬迁。外公常年在外，即使在家，也大多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家事几乎全然落在了外婆和一位长住家中的表姑婆身上。作为她的外孙女和一名小说家，我隔着几十年的时空距离回望外婆的一生，我隐隐看见一个柔弱的妇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用匍匐爬行的姿势，在天塌地陷的乱世里默默爬出一条路。

　　也许这几年甚为时髦的“基因记忆”一说的确有一些依据，我外婆的6个女儿似乎多多少少秉承了她们母亲身上的坚忍。她们生于乱世，也长于乱世——当然，她们出生和成长的乱世是不同的乱世。她们被命运之手霸道地从故土推搡到他乡，在难以想象的困境里孕育她们的儿女。其中最惊险的一个生育故事，发生在1967年的夏天。那一年北方的政治风云已经遍及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连向来对风势缺乏敏锐嗅觉的温州小城，也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疯狂。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几乎持续了一整个夏天，小城每天都弥漫在战火的硝烟之中。就在这样的一个夏季，我的一位姨妈大腹便便地从外地来到了娘家待产。她的阵痛发作在一个枪战格外激烈的日子里，医院关门，也没有助产士肯冒着这样的枪林弹雨上门接生。于是，这位在当时已算是高龄的产妇，只好把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的性命，交给了母亲、小妹以及一位因逃难暂避在家中的亲戚。她肚腹里的那个孩子，仿佛知道了自己的性命牵于一线之间，竟然很是乖巧毫无反抗地配合了大人的一举一动，有惊无险地爬到了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里。

　　母亲家族的那些坚忍而勇敢的女性们，充盈着我一生写作灵感的源流。在我那些江南题材的小说里，她们如一颗颗生命力无比旺盛的种子，在一些土壤不那么厚实的地方，不可抑制地冒出星星点点的芽叶。她们无所不在，然而她们却从未在我的小说里占据过一整个人物。我把她们的精神气血，东一鳞西一爪地捏合在我的虚构人物里。《阵痛》里当然也有她们的影子，然而那些发生在女主人公身上的故事，大多并未真正发生在她们身上。她们是催促我出发的最初感动，然而我一旦上了路，脚就自行选择了适宜自己的节奏和方向。走到目的地回首一望，我才知道我已经走了一条并不是她们送我时走的路，因为我的视野在沿途已经承受了许多别的女人的引领。上官吟春、孙小桃、月桂婶、赵梦痕，她们是我认识的和见闻过的女人们的综合体，她们都是真实的，而她们也都是虚构的。这些女人生活在各样的乱世里，乱世的天很矮，把她们的生存空间压得很低很窄，她们只能用一种姿势来维持她们赖以存活的呼吸，那就是匍匐，而她们惟一熟稔的一种反抗形式是隐忍。在乱世中死了很容易，活着却很艰难。乱世里的男人是铁，女人却是水。男人绕不过乱世的沟沟坎坎，女人却能把身子挤成一丝细流，穿过最狭窄的缝隙。所以男人都死了，活下来的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