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在中国当下文学语境下提出并不意味着我们选择了文学批评史上的“新批评”或者“形式主义”批评，而是强调“以文学的方式谈论文学”。将文学研究偷换成语言研究当然完全不是我们说的“回到文学本体”谈论文学。强调一切文学研究从文本出发，“出发”自然也不是最后的“终点”。正因为如此，我同意郭宝亮教授所说：“从文本中来，到文化中去的文体学的方式，属于一种新的批评范式。这种新范式决定了它与传统的纯形式批评不同。”事实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往往多的是一“去”千里，不知所“来”的伪装成“文化批评”及其他打着文学批评幌子的文学批评。至于“从文本中来”所来的“文本”，确实也如郭宝亮教授所言存在着丰富的“多层次”，甚至比三层还要多。再有，郭宝亮教授吁请建立中国“文体学”的批评范式。“范式”从哪儿来？当然从丰富的文学批评现场和实践中来。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实却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越来越归属为两个彼此不相关的大学学科建制的“专业”。

　　先从文本中来，到文化中去的文体学的方式，属于一种新的批评范式。这种新范式决定了它与传统的纯形式批评不同。文体学是一种综合性的批评方法，它要求使用者应具有 较高的理论知识储备。实践证明这种范式和方法是可行的，有前景的。

　　“回到文学本体”是一个颇有魅惑力的话题。然而，何为“文学本体”？是不是就是文学自身？也应该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不打算从前人众多的文学理论阐发中来说明这个问题，单从两个常识性的命题说起，大家想必就可见一斑了。

　　文学的自律与他律

　　人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在反映论的文学本体论看来，语言只是一种工具，是用语言这种工具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的。然而，20世纪以来的“语言论转向”则摒弃了语言作为工具的说法，认为语言就是本体。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以及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我的语言的限度意味着我的世界的限度”等，都在强调语言作为本体的意义。语言就是世界的真正边界，“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从这一意义上说，语言（形式）就是文学的本体，这与新批评理论家兰色姆所强调的文学本体论有一定的相似性。兰色姆认为，文学本体就是文学作品本身。而韦勒克则认为，本体论即作品的“存在样式”。这都说明，文学本体就是文学自身，即文学的语言、结构、叙述方式、时空特点等形式的构成要素。由此可见，文学本体即是语言（形式）本体。

　　但是不要忘记还有另一个命题：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既可以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理解，也可以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理解。写人和人的生存状况肯定是文学的基本含义。既然“语言是存在的家”，那么，语言本身自然要携带着人类存在的密码，呈现在文本中，“文学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这说明文学还有一个本体：生存（生命）本体。如果说文学的语言（形式）本体属于文学自身的内在规律，它自足自洽，有着不可替代的自我运行机制，因而属于自律的范畴；那么，文学的生存（生命）本体，则与人类社会的各种法则息息相关，它不应该是文学语言自身的产物，而是依赖于人类生存的，因而属于他律的范畴，文学只不过是审美地呈现了这种人类的生存景观而已。至此，我们可以说，文学就在自律与他律之间，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基于文学性的批评才是有效的

　　由是观之，文学批评的“正当”途径，首先应该从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即“怎么写”开始。我觉得，文学作品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艺术价值，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在艺术上有它的独异性，有它对文学史的特殊贡献。批评家要以自己专业的眼光发现、挖掘文学作品独具的艺术价值，寻找其语言、结构、叙述方式乃至文体诸多方面的问题。正像巴赫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复调”，热拉尔·热奈特发现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叙述话语，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及其诗之本质的揭示，罗兰·巴尔特对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辛》近乎超级细读的《S/Z》……这些先贤们的批评实践难道不能给我们深长的启发吗？

　　回过头来检视我们的批评，不能说全部，起码也是相当多的批评，习惯从思想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阐释作品，特别是评论性的文字，更属于一种即兴阅读感受式的批评。这种批评的套路一般是从作品阅读中找到一种主题含蕴，说了一大堆，很少触及作品的形式肌质，有时在文章的末尾也顺带说说艺术特点，但太随意、太主观，缺少专业性和理论性。甚至有的人今天说东，明天说西，没有持续的理论立场。我觉得，批评家的理论立场或曰理论素养是非常重要的，那些大师级的批评家，他们不仅仅是批评家，而且是哲学家、美学家、理论家，因而他们的文字才是有根的。好的批评文章应该是鲜活灵动与理论有根性的结合，说出一部作品艺术形式上的特点比说出这部作品思想上的特点要难得多，它不仅需要特别的艺术感悟力，而且还要有极高的理论概括力。基于文学性的批评才是有效的批评，这对于文学批评的从业者而言，无疑是一种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