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朴素、凝练，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这是“山药蛋派”文学创作的共同特点。作为“山药蛋派”作家的著名代表，马烽在其小说中显示出实实在在的乡土气息，与作者深深的乡土体验紧密相连。关于乡土体验，山西作家李束为曾经这样说到：“山西的一些搞创作的同志，常常谈到‘土’不‘土’的问题。大家认为作品有点‘土’味是好的。如果不把‘土’当做土包子理解，那就越‘土’越好。作品中的乡土味的浓淡是和作者深入群众生活的深浅成正比的。”恰如李束为所说，汲取崇实美德、追求“实在”、刻意追求浑然天成、不事雕琢，正构成了马烽小说创作中所追求的美学理想。

　　从马烽的中短篇小说代表作《三年早知道》《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的题目上，我们就能明显发现“山药蛋派”身上那种追求简单、崇尚通俗的美学风格。无论是对于故事的营造、人物的设置，抑或是戏剧化的结局都是为了现实影响服务的，这便形成了一种徘徊游走于“务实”与“出实”之间的追求。植根于山西大地原汁原味的乡村记忆和粗犷、豁达的乡村体验是马烽创作的最直接的动力源泉。1922年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居义村的马烽，家境并不殷实，小学阶段刻苦学习的他除了认真学习正课外，课余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七侠五义》《彭公案》等等，开始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民间故事、民间传说以及民间体验对于马烽的乡土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曾在《忆童年》一文中谈到过他儿时所受的乡村民间文化的熏陶。例如，由于他母亲乐于助人，时常有乡民来他家“闲聊天，说笑话，讲故事”，而且他母亲本人“也能讲些神、鬼、狐狸一类的神话”，村里的“正月里闹会会、唱秧歌”以及“流浪艺人”的“打着莲花落说快书”等等。在马烽看来“比在学堂里念那些不懂的书，更有趣得多”，也更有吸引力和价值。童年的一切都对马烽的乡土体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继而影响其文学创作。

　　这里要谈论的乡土体验主要集中在“实”字上，“实”，有为人实在、性格实诚、故事真实之意，其实这也是“山药蛋派”创作上的一个共同点。赵树理在谈及《孟祥英》创作时就曾说：“如《孟祥英》里的生活，虽不是我的生活，可是《孟祥英》中所写的事，普遍存在于当日的社会中，而是我听见惯了的”。西戎也说：“参加实际斗争后……通过工作和群众结合，逐渐改造自己，才能产生出好作品。”实在，如同一个“地域符号”，深深地烙印在“山药蛋派”作家身上。而“实”在马烽那里又有“务实”和“出实”之分。这里要说的务实指两个方面：一是指马烽笔下的人物性格诚实，即“敦厚质实”，这不仅仅指山西本地人民表现出的质朴、诚实、厚道，还指在为人处事方面的“务实”特点。因为“山药蛋派”的一个定位指向便是本色出演，本色农民，这里的务实主要表现在求真求实、重事实、避虚假的特质上。在小说《一篇特写》中，周英和王冬梅两个形象身上便有着这种强烈的“务实”的乡土性格。周英原来在地方上做群众工作，对记者怀有偏见。在他的印象里大家都是积极工作坚守岗位，兢兢业业，只有记者是左右不定，摇来摇去的同时对别人指指点点，妄加评论。这当然是对记者工作性质的误解，但是却真实地反映出她身上存在的那种务实的秉性。当记者后，周英注重实际调查，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在报道“王冬梅创亩产记录的模范事迹”时，亲自走访、实地落实，从而揭开了这起弄虚作假的事件。作为当事人的王冬梅，也有着山西农民那种本色务实的个性，她凭借着实干的闯劲赢得了县“劳模”的称号，当少数干部为“放卫星”将她拖入一起虚报亩产数以制造“模范”新闻的恶劣造假事件时，她一方面表现出对实干得来的荣誉无比珍惜，另一方面又为别人作假强加给的“荣誉”感到羞愧难当，毅然写信揭发披露，协助周英查清事实。这种求真求实的秉性是“务实”的乡村体验的重要表现，也是农民身上本色的特征。再比如《光棍汉》中，任命根这个人物被作者刻画得栩栩如生。他是一个穷苦农民，打了半辈子光棍。从小在地主家当长工，后来费了好大的劲，省吃俭用并且向地主借钱，从“放鹰者”那里讨了个媳妇，哪知道那女人竟卷钱跑了。任命根本身就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吃饭从来不按顿数，有时候一次就做下了几天的饭，遇着饿了，一天难免就吃四五顿，遇着不饿，说不定一天只吃一顿，有时候半夜睡得不耐烦了，起来就做饭，吃了饭天还不明，躺下再睡。”他受骗之后对待女人的态度“好像和女人有十八辈子的仇气”。这一个小小的方面让读者读来啼笑皆非，但是却掩饰不住作者马烽对于乡村人物刻画的“实在”的追求。任命根追求实际，吃饭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对待女人也是由于吃过亏变得现实了，变成了不再轻易去相信女人的那种“务实主义”，这都是作者在乡村体验下对人物性格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