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产山药蛋的山西， 曾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一个享誉新中国文坛的重要文学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名称里透着泥土的芳香，似乎如山药蛋般憨实可爱又有嚼味儿。开始，命名者对该创作群体有意戏谑，觉得他们的作品“土里土气，不登大雅之堂”。但恰恰是这种“土里土气”的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让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包括被并称为“西、李、马、胡、孙”(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李束为)等在内的一批与山西有着地域渊源的创作者们，有了一个为自我正名的契机。正如高捷在《山药蛋派作品选·序》中所言：“把山西作家群称为‘山药蛋派’，不管出自爱昵的谐谑或微含轻蔑的调侃都无关紧要，它的确较为确当、形象、风趣地概括出这个流派的特色。”同时，他们也凭借其整齐的阵容和鲜明的风格，正式进入了当代中国文坛的视域，一时声名鹊起，成为那个特殊时代里深刻的文学印记。

　　一

　　追根溯源，“山药蛋派”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1943年，赵树理发表了《小二黑结婚》，可谓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山西抗日根据地贯彻的成果，开启了山西本土创作在文学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的大跨步。赵树理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熟悉农村、深通农村之事、懂得农民之情。20世纪30年代，他就接受了鲁迅倡导的大众化理论，立志做“地摊文学家”并为之努力实践，可惜作品大多石沉大海。而他的《小二黑结婚》一问世，却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捧，引起社会性的震动。仅太行边区便连续印到4万册，小二黑、小芹、三仙姑、二诸葛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这个有着历史原型的悲剧故事，被赵树理改编成青年男女抗争封建恶霸势力、争取婚姻自由的喜剧，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也迎合了时代对文学大众化的热切召唤。赵树理的创作特点无疑恰当地应和了新的文艺路线，也就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展现他们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的斗争胜利。赵树理似乎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为新文学树起了“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他的名字也日渐响亮，并被誉为写农民的“铁笔圣手”。从此，赵树理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农民的创作中，写作了一批洋溢着浓郁山西乡土气息的作品。

　　无独有偶。当时，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李束为等这几个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走上革命道路的“文艺界五战友”也在山西，他们紧密配合革命的需要，在文学创作上与赵树理不谋而合，创造了不少以山西农村为题材、适合群众口味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批作家曾一度分散，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陆续回到山西，始终沿着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的道路，不断创作有影响力的作品，如《三里湾》《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赵树理)《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马烽)《赖大嫂》《宋老大进城》(西戎)《汾水长流》(胡正)《南山的灯》(孙谦)《老长工》(李束为)等。1958年，《文艺报》第11期推出了《山西文艺特辑》，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进行了介绍。正如马烽谈“山药蛋派”时曾说，“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的政治观点，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基本一致。在文艺观点上，又都是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原则。说到具体创作上，我们都是以描写农村题材为己任。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农民及农村干部，自己所写的作品，总希望一些识字的人能够看懂，不识字的人能够听懂。这样自然就要考虑到中国农民欣赏文学作品的习惯，以及他们的爱好、兴趣、文化程度等问题。而赵树理在创作实践上是做得最好的。他的作品，不仅受到我们的喜爱，也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样板。很早以前，我们心目中就认为赵树理是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一面旗帜。”他们把赵树理当作领军人，共同走在毛泽东《讲话》指引的道路上，乐此不疲地创作出“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