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停在路边，司机一边解行李，一边告诉我顺着这条机耕路一直往里走，村尾屋旁有棵大梨树，就是阿正家了。他说：“路上你也可以问问人，村里人都很善，阿正的爸爸大家都认识。”

　　司机是阿正的远房亲戚，将行李递给我后，骑上嘉陵摩托调头回县城去了。

　　明晃晃的阳光落在国道崭新的水泥路面，一眼望去，转弯下坡的地方，浮起一层飘忽的热浪。凹凸不平的机耕道从国道倾斜而出，被流水冲出横七竖八的水槽，露出凌厉的石块；它婉转攀升，几十米后便隐入丛林，不见了踪迹。

　　阿正是我在县人民医院住院时认识的朋友。他的右脚因车祸粉碎性骨折，而我因为吃多了野柿子患上急性阑尾炎穿孔，与他同住一个病室。我出院后，阿正还在住院，住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特意让父亲买来一本笔记本送给他，扉页写着——送给共患难的病友阿正。我不知道当时自己怎么会想到“共患难”和“病友”这两个词。

　　那年我们都读小学五年级，只是阿正在一个很远的乡中心小学寄宿，他告诉我，读完小学他就要进县城读初中。而我因住院第一次到县城，第一次听说“长田乡”，我一直固执地想象那里一定有一个又窄又长的水田。后来才知道，我们村吴氏，正是从长田搬迁而来。

　　出院后，我和阿正开始通信。信先是寄到阿正爸爸的单位转交给他，再后来直接寄到他学校。阿正的爸爸是县工业局的出纳，身上挂一大串钥匙，提着一个大皮包，每天都是笑眯眯的，爱和我们开玩笑，还教我们对对联。而我的父亲似乎总是愁眉不展，从没和我开过玩笑。写信无非是交换孩子间的小秘密，但他在中心小学，一切都比我们好。这是我最初的书信记忆，虽然有时只是几句话，有时洋洋洒洒几页作文纸，但我却知道了另一座学校同年级生的事情，比如他们班有五十多人，还有专门的音乐老师、体育老师，而我们班上只有九个学生，所有课程都是由民办教师——我的堂伯父一个人教的，遇到杂科，通常是叫我们自习，或操场上玩，或带到他家田地里帮忙干活。而老师将信带进教室交给我时，别人羡慕的目光，比自己考到全班第一还让我骄傲。

　　放假前的那封信中阿正邀我到他家里玩，说他一个假期都会在老家等我，并详细地告诉我如何在县城找到他摩托载客的亲戚。现在，暑假快要结束，家里夏收夏种也已忙完，我终于站在了这里，站在一座大山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