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读”这个说法本身表明，对于某部特定经典作品的理解，以及对于何为“经典”的评判标准，有“古今”之别。但“过去”也曾是过去的“现在”，“古”也曾是古时的“今”，包含着它那时的“古今关系”。所谓“重估”，或许并不一定意味着“差异”和“不同”，而只是意味着“重新认识”经典中那些古老的问题。即便在这一问题上强调差异与断裂，也需要先找到那个差异处与断裂点。而根据卡尔维诺对这个问题更为激进的理解，对于“经典”而言，“读”和“重读”之间的差异“并不真的重要”，因为“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理解今古之别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学及文学经典的确有“古今之别”。就西方经典而言，根据刘小枫的说法，由于西方文明几经断裂，“西方古典”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一方面是狭义的“古典诗文”，这指的是“从荷马至文艺复兴前的历代经典诗文”；另一方面是广义的“古典诗文”，其“家珍则要数到十九世纪末”。这是因为，“十九世纪末，反‘现代’的端倪已然可见，所谓‘现代’亦成新的‘古典’”。或许并非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尼采之后的西方诸种“（文学）理论”的兴起及其给文学研究者带来的刺激与困惑，和广义上的“古今之别”有着更为深远的关联。

　　早在1948年，库尔提乌斯就已感到传统文学研究应对这一变局的紧迫性：“人文主义传统时常受到哲学的攻击。面对重重阻力，它可能出现严重倒退。许多迹象表明，我们再次遭遇哲学家、存在主义者或者其他人的袭击。”也就在同一年，韦勒克和沃伦指出：“由于对文学批评的一些根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多数学者在遇到要对文学作品做实际分析和评价时，便会陷入一种令人吃惊的一筹莫展的境地。”如今许多年又过去了，西方学者的这一忧虑进一步引发了中国学者的“警惕与深思”。例如汪介之就认为，彼时尚未成规模的“袭击”已发展成为“全面入侵”：“20世纪晚期以来，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尤其是大量非文学的理论，纷纷入侵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这些非文学理论对文学研究的‘鹊巢鸠占’，把文学研究完全变成了表达自身的领地与平台，而后者反被异化为这些理论的注解和佐证”。

　　现在谈论“经典重读”这个话题，首先是在当代语境下对这个话题的“重启”，有其现实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而如前所述，其更大的一个背景是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古今演变”。在此意义上，刘小枫的《重启古典诗学》或许可以被视为处于诸多“（后）现代诗学/理论”包围中的“经典重读”从中突围的一个策略——“古典诗学”是对（后）现代式地解读经典作品的阐释模式的重估，是深入“古典”的字里行间，通过追踪考察古典作品的“自我理解”来同时理解“古典”和“现代”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