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买书，且又涉猎较杂，书便越攒越多。如何安置这些书，倒成了一件伤脑筋的事。

　　先是最大化利用书柜空间，由单排变作两排，不常用的里面藏，常用的外面摆，上面再横着塞。待书柜插满了，只好置于床底之下、柜子顶上，或是码放在犄角旮旯。由此带来了新问题，一则凌乱，二则不便，每次找本书总得折腾一回。

　　友人来访，看到乱糟糟的书，建议我们趁早丢一部分。其道理是，积攒下来的书，除了少量工具书和经典外，大部分不会再去翻它，当然做学问的人除外。他的做法是，每次搬家时都把书筛选一遍。觉得言之有理，遂从善如流，搬家时照此办理，下决心淘汰一部分旧书。我们商定的原则是，凡属用不着的，一律淘汰。

　　女儿收拾起来最是利索，把她这些年各种考试的辅导材料，连同各种过了气的时尚读物一股脑清理了出来。我则进展缓慢，把架子上的书倒腾到地板上，坐个马扎一本一本地清理。欲留之者码于左侧，欲弃之者堆于右边。凡学术经典、文学名著、重要文献、大家文集、友人赠书、名人传记，以及有价值的工具书等，皆归于左，自无须多想。而对于那些符合“没用”标准当弃之者，甄别起来并非易事，几乎每本都拿在手里掂量半天，甚是犯难。

　　确有少部分书籍扔起来比较痛快，如那些购买时未经认真选择，匆忙买来但翻过之后便懒得再去看的书；那些逛书市时图便宜一摞摞拎回来的打折书；那些当时社会上热过一阵子，自己也从头到尾看过，但觉得不过如此的书；还有那些我看过而家里人都不甚感兴趣的杂书。

　　有些书却是绝对舍不得的，譬如那些读书时用挤出来的生活费买的书。有一本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第一卷，购于1979年5月高中毕业前，定价9角。一同买回的还有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原价3角5分，打折后1角。两本书刚好1块钱。清楚地记得，在县城新华书店头一次看到这两本书时，虽甚是喜欢，但犹豫再三没舍得买，第二次去才下了决心。记得如此清楚不是记忆力好，而是因为这两本书当时花掉了我身上仅有的1块钱。此后我差不多啃了两个星期的咸菜疙瘩。

　　又譬如那些如饥似渴读过的书。1979年进入大学以后，买书多了些，但那几年能买到的好书仍是有限。当时刚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学术出版更是如此。如《政治经济学》，当时只有两个版本，一本是于光远和苏星先生主编的，薄薄的两册，习惯上称之于苏本；另一本是徐禾先生主编的，称徐禾本。再后来才有了所谓的南方版和北方版，是分别由南方十几所高校和北方十几所高校组织编写的，我索性都买来对比着看。为了啃《资本论》，我差不多寻到了当时出版的各种辅导读物。最风靡一时的是薛暮桥先生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班上几乎人手一册。那个年代，每出版一本好书大家都争着买，借着看。记得学校图书馆自办了一份名叫《知识林》的小报，摘编各种观点和资料，大家竟也自费订阅。知识饥渴啊！